我对屈原的通俗理解 文：余秋雨 读后感800字

我对屈原的通俗理解 文：余秋雨 读后感800字

我对屈原的通俗理解（余秋雨）
　　一

　　在中国文化奠基的时代，所有奔忙在黄河流域的诸子百家，辛苦虽然辛苦，却一路被诗歌所笼罩。

　　他们不管是坐牛车、马车，还是步行，心中经常会回荡起“诗三百篇”，也就是《诗经》中的那些句子。这不是出于他们对于诗歌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整个上层社会的普遍风尚。而且，这个风尚已经延续了很久很久。

　　人类几个辉煌的古文明都经历过以诗歌建立民族共同话题的阶段，那些诗歌，大多是叙事体的传说史诗。中国古代也进入了这个阶段，但以散篇抒情诗为主。这个区别，将会决定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系列审美习惯。没有区别的是，大家在从愚昧、野蛮进入文明的一个关键台阶，居然都诗情漫漫。

　　由此可知，我们远祖的精神起点很高。在极低的生产力还没有来得及一一推进的时候，就已经“以诗为经”了。这真是了不起，试想，当我们在各个领域已经狠狠地发展了几千年之后，不是越来越渴望哪一天能够由物质追求而走向诗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诗为经”的境界吗？

　　那么，“以诗为经”，既是我们的起点，又是我们的目标。《诗经》这两个字，实在可以提挈中华文明的首尾了。

　　当时流传的诗，应该比《诗经》所收的数量大得多。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孔子把三千余篇古诗删成三百余篇的。这好像说得不大对，因为《论语》频频谈及诗三百篇，却从未提到删诗的事，孔子的学生和同时代人也没有提过，直到三百多年后才出现这样的记述，总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有资料表明，在孔子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诗经》的格局已成。成年后的孔子可能订正和编排过其中的音乐，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三千选三百，还是三万选三百，《诗经》的选择基数很大，则是勿庸置疑的。

　　我本人一直非常喜欢《诗经》。过去在课堂上向学生推荐时，不少学生常常因一个“经”字望而却步，我总是告诉他们，那里有一种采自乡野大地的人间情味，像是刚刚收割的麦垛的气味那么诱鼻，却谁也无法想像这股新鲜气味竟然来自于数千年前。

　　我喜欢它的睢鸠黄鸟、蒹葭白露，喜欢它的习习谷风、霏霏雨雪，喜欢它的静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欢的，则是它用最干净的汉语短句，表达出了最典雅的喜怒哀乐。

　　这些诗句中，蕴藏着民风、民情、民怨，包含着礼仪、道德、历史，几乎构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社会教育课本。这部课本竟然那么美丽而悦耳，很自然地呼唤出了一种普遍而悠久的吟诵。吟于天南，吟于海北；诵于百年，诵于千年。于是，也熔铸进了民族的集体人格。

　　在朦胧的夜色中，一群人马返回山寨要唱几句约定的秘曲，才得开门。《诗经》便是中华民族在夜色中回家的秘曲，一呼一应，就知道是自己人。

　　《诗经》是什么人创作的？应该是散落在黄河流域各阶层的庞大群体。这些作品，不管是各地进献的乐歌，还是朝廷采集的民谣，都会被一次次加工整理，因此也就成了一种集体创作，很少有留下名字的个体诗人。这也就是说，《诗经》所标志的，是一个缺少个体诗人的诗歌时代。

　　这是一种悠久的合唱，群体的美声。这是一种广泛的协调，辽阔的共鸣。这里呈现出一个个被刻划的形象，却很难找到刻划者的面影。

　　结束这个局面的，是一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男人。

　　二

　　屈原，一出生就没有踩踏在《诗经》的土地上。

　　中华民族早期在地理环境上的进退和较量，说起来太冗长，我就简化为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吧。两条大河，无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两条主动脉，但在很长的历史中，黄河文明的文章要多得多。

　　无论是那个以黄帝、炎帝为主角并衍生出夏、商、周人始祖的华夏集团，还是东边那个出现了太皞、少皞、蚩尤、后羿、伯益、皋陶等人的东夷集团，基本上都活动在黄河流域。由此断言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点不错。

　　长江流域活跃过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苗蛮集团，但在文明的程度和实力上，都无法与华夏集团相抗衡，最终确实也被战胜了。我们在史籍上见到的尧如何制服南蛮，舜如何更易南方风俗，禹如何完成最后的征战等等，都说明了黄河文明以强势统制长江文明的过程。

　　但是，这种统制，不足以消解长江文明。任何文明的底层，与地理环境、气候生态、千古风习有关，伟大如尧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幸好是这样，中华文明才没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战火中，走向单调。

　　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谲的漫漫巫风中，长江文明不习惯过于明晰的政论和哲思。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将，不是圣贤，而是诗人，是一种必然。

　　这位诗人不仅出生在长江边，而且出生在万里长江最险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峡，更是一种必然。

　　为什么说是必然？因为天地无言，需要象征。有象征才有精灵，有精灵才能表达天地之心。

　　我多次坐船过三峡，每次都要满心虔诚地寻找屈原的出生地。我知道，这是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经过无数次谈判后才找到的一个交集点。

　　如果说，《诗经》曾经把温煦的民间礼仪化作数百年和声，慰藉了黄河流域的人伦离乱和世情失落，那么，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他只是个人，没有和声。他一意孤行，拒绝慰藉。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

　　他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而每一个不一样又都与他身边的江流、脚下的土地有关。

　　请想一想长江三峡吧，那儿与黄河流域的差别实在太大了。那儿山险路窄，交通不便，很难构成庞大的集体行动和统一话语。那儿树茂藤密、物产丰裕，任何角落都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要，因此也就有可能让他独晤山水，静对心灵。那儿云谲波诡，似仙似幻，很有可能引发神话般的奇思妙想。那里花开花落、物物有神，很难不让人顾影自怜、借景骋怀、感物伤情。那里江流湍急，惊涛拍岸，又容易启示人们在柔顺的外表下志在千里，百折不回。

　　相比之下，雄浑、苍茫的黄河流域就没有那么多奇丽，那么多掩荫，那么多自足，那么多个性。因此，从黄河到长江，《诗经》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变成了屈原式的悬崖独吟曲。

　　如果说，《诗经》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那么，屈原则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人。

　　于是，我们看到屈原走来了，戴着花冠，佩着长剑，穿着奇特的服装，挂着精致的玉佩，脸色高贵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远。这么一个模样出现在诸子百家风尘奔波的黄河流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请注意，这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个体形象出现的伟大诗人。《诗经》把诗写在万家炊烟间，屈原把诗写在自己的身心上。

　　其实屈原在从政游历的时候也到过黄河流域，甚至还去了百家汇聚的稷下学宫，那当然不是这副打扮。他当时的身份，是楚国的官吏和文化学者，从目光到姿态都是理性化、群体化、政治化的。稷下学宫里见到过他的各家学人，也许会觉得这位远道而来的参访者风度翩翩，举手投足十分讲究，却不知道这是长江文明的最重要代表，而且迟早还要以他们无法预料的方式，把更大的范围也代表了，包围他们在内。

　　代表的资格无可争议，因为即使楚国可以争议，长江可以争议，政见可以争议，学派可以争议，而诗，无可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