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归隐田园，是消极处世吗

论文：归隐田园，是消极处世吗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初的名将，声威显赫一时，死后又追授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也出仕，是浔阳大族。陶渊明八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日渐衰弱，十二岁时母亲去世，多在外祖父家里生活。外祖父孟嘉是当时的名士，“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陶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后来，他的个性、修养都有外祖父的遗风。时代的思潮和家庭的影响使他有了儒道两家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生活志趣。
青年时代的他也有着“大济苍生”的远大抱负，《杂诗》中的“忆握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以看出他有着“逸四海”的猛志。但他生逢乱世，宗室内部斗争不断，军阀强权野心勃勃，血腥杀戮激烈频繁，可谓生灵涂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权者也感到严重的不安全感，再加上权力争夺、阴谋血腥卑污，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难以忍受，黑暗的现实把陶渊明那“逸四海”的猛志击得粉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几仕几隐后，在他41岁时，毅然拂袖归田，矢志躬耕，直至终老。
《归去来兮辞》正是他和官场诀别，与上层社会分道扬镳的宣言书，在这首诗中都是对归隐生活的想象，写了下田园与农人交谈；把酒对诗，寄傲天地；三径就菊，饮酒赋诗的快乐。
从诗人的《桃花源记》中写武陵人初进桃花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的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再有《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己忘言。”这些描写都可以看出他心境的旷远，不愿受世俗的干扰，对寄情山水田园理想生活的向往。实际上陶渊明已经把自己的“猛四海”的情致寄托于山水之中了，在自然风景的描写中寄托志向在现实中不能相托的情致。
但是，他从彭泽令上解职时作的这篇《归去来兮辞》，他把做官看成是“身愧平身志”，所以他的归隐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在《归去来兮辞》中，“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是自己的胸襟不能得到施展的一种无奈，把自己大志寄托于山水，经丘寻壑放浪形骸。所以才有“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感慨，田园山水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高度纯化了、美化了，变成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的避风港。
千百年来，很多人都认为诗人是在逃避，他秉承老庄的哲学，思想是消极的。其实看一个人的生活是否积极，关键是看他有没有理想。诗人弃职归田，是与官场决裂的行动的体现，是他无法忍受官场对人的本性的扭曲，是他追求“本我”“真我”的一种写照，以求保存诗人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所以不能说诗人意志消沉，消极处世。文中“园日涉以成趣”“乐琴书以消忧”，日子过得多么惬意、充实，虽然物质上也许有一定的匮乏，但精神上却是很充实的。“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多么洒脱、疏放，多么富有诗意啊！这时的诗人有着多么淡泊、恬逸的情志！清静无为乐天安命。“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以无牵无挂、与世无争的眼光静观默察世相人生。可以说诗人采取超尘脱俗、安分守拙的方式，在宁静淡泊中忘却人生的烦恼，是他执著的追求自己理想的表现。

虽然陶渊明在归隐之后，在某种意义上是消极的，但总体来看，他和他的作品都是积极的，都是在表达人性的美好。

很多时候，每当我们提到陶渊明，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隐士”，而在这里，我们就从他的最后一段为官经历开始说起。

陶渊明在多次辞官为官的经历之后，在彭泽开启了他的一生中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事实上，最终的结论也为人熟知，陶渊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理由写下辞职信，就此归隐。陶渊明的形象也从单一的政治家变成了一个立体的人。在整理有关陶渊明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陶渊明实际上并不能说是没有政治上的能力与觉悟，不然不能出任包括江州祭酒，建威参军等职务。要知道，类似“祭酒”、“参军”并非普通人可以胜任的工作。但真的要说他辞官的原因的话，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中就能略窥一二。他不愿意为了蝇头小利而放弃他作为一位文人的尊严。正是因为这种尊严，才会有多次为官最后弃官，以至于在人生的最后归隐田园。

每当我们讨论诸如文人辞官的话题的时候，我们总会在思维定式之下给他们扣上能力不足的帽子，但在陶渊明这里，我们是不是抛掉我们过往所默认的想法，用一种全新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在分析过各种资料之后，我对于陶渊明为官而后辞官的想法是：他有大济苍生的豪情，也有为国为民的情怀，也并不缺少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但当他真的带上乌纱帽，却感受到了他的性格并不能适应那样的一个尔虞我诈的社会，他以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为理由，就此退隐田园。

与其说这是陶渊明的懦弱，却不如说这是他的处世哲学与智慧吧。

再说陶渊明的退隐，而这也是陶渊明饱受诟病的一点，有些人觉得，陶渊明为了自己的所谓的理想，使妻儿的生活变得窘迫，是一种自私。他们认为，陶渊明应该委屈自己，哪怕是为了妻子儿女也要继续为官。但这真的应该成为我们的道德观么。前段时间，在网络上有一个反响很热烈，讨论很长时间时至今日也没有答案的问题：“一辆火车失控，不能刹车，有两条铁轨，一条上有一个人，另一条上有五个人，火车开在有五个人的那条轨道，如果你是驾驶员，你会开到只有一个人的轨道上么？”，我想这个问题同样可以适用于陶渊明与他的妻子儿女。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陶渊明去奉献，让他的妻子儿女获得幸福呢。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天理即人欲”，随心而动，随意而发，陶渊明选择归隐追求自己的人欲，又有什么错呢？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陶渊明选择了独善其身的道路，他的妻子也没有选择能兼济天下的富贾，这本身也能证明他们的志趣相投吧。

我们之所以会觉得陶渊明是消极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站在了我们预设的价值观上去审视陶渊明。我们用唯物主义去审视陶渊明的唯心主义，就自然而然的得到了在政治观点作为背书的结论。我始终认为，文学应该是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如果我们一直以来都用带着阶级色彩的有色眼镜去审视陶渊明，本来丰满的陶渊明则又变回了扁平二维的消极避世者。

下面，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观察他吧。

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陶渊明辞官归隐，从一位不得志的政治家变成“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呢。而追求幸福是不是恰恰就是积极的呢。看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说，现在中国有许多年轻人沉迷游戏，但也从游戏中获得了许多快乐，是在追求幸福，难道能说他们是积极的么。事实上，他们追求幸福没有错，在追求幸福这件事上，他们的确是积极的，但他们追求幸福的方式是消极的啊。下面让我们重新审视陶渊明的形象，他选择追求幸福的方式是辞官种田，读书作诗，饮酒寻欢，难道这是消极的行径么。还是我们深陷传统价值观的迷潭，认为“好男儿”一定要“志在四方”，读书人一定要“学而优则仕”，男人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尊严，全心全意供养家人。

只有跳出桎梏，才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陶渊明用身体力行证明了这一点，可时至今日，我们却还在封建思想中不能自拔。陶渊明已经远去，他的灵魂依然在神州大地上飘荡，或许不受理解，但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需要打破牢笼，冲向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