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红得发紫”而不说“红得发黑或发蓝”

为什么说“红得发紫”而不说“红得发黑或发蓝”

“红得发紫”一词的由来“红得发紫”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熟语，意指某人在某个领域的地位或在某方面的境遇几乎好到了极致。这个熟语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服色文化及其演变密切相关。　　作为服色，“红”在古代被称为“赤”(亦称“朱”)，并被视为正色，而“紫”是间色(即杂色)。如宋代李 《太平御览》引《环济要略》曰：“正色有五，谓青、赤、黄、白、黑也。间色有五，谓绀(即红青色)、红(即赤之浅者)、缥(即淡青色)、紫、骝黄也。”在 唐代以前，间色是不被人看重的，而紫色更是被人们视为一种惑人的邪恶色彩。故《论语·阳货》中有句云：“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三国时期的何晏注云：“孔曰：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而夺正色。”东汉刘熙《释名·释采帛》中亦有句曰：“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 　　当然如果就色论色，比起黑白之类的“正色”来，紫色却显得更为典雅华丽，更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所以，在古代紫色虽遭正统礼教的贬斥，却被认为是“间色之好者”，并深受人们喜爱，甚至成为君主专用之服色。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左传》中还曾记载了一件发生在卫国的事：“(浑良夫)紫衣狐裘，至，坦裘，不释剑而食。大子使牵以退，数之以三罪而杀子。”西晋杜预注曰：“紫衣，君服”、“三罪：紫衣、坦裘、带剑”。从《左传》中的这段记载及杜预的注释看来，到了春秋晚期，紫衣似乎已成国君专用之服，臣民服之就有罪了。到了独尊儒术的汉代，官服虽然仍为黑色，但官服上的一些饰件(比如官员随身佩带、以别等级的印绶)已经以紫为贵了。　　而到了隋唐时期，紫色就正式进入官服的服色序列，而且地位比“朱”(红)还要略高一等。据史书记载，唐高宗之后，各级官员的服色标准为：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绯即红色)，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则为浅青。由于三品以上的官员位高权重、职数有限，能够由红而紫殊为不易，故在官场混了几十年、致仕前终于当上了正三品的刑部尚书的大诗人白居易曾有诗云：“有何功德纡金紫，若比同年是幸人。”而这两句诗所表达的正是诗人因“红得发紫”而生的得意之情。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基本沿用唐制，只在局部略有调整(如宋代规定：四品以上服紫，五品、六品服朱)。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古代官服颜色为红已是官高位重的标志，而官服颜色由红到紫则意味着职位的进一步提升，所以人们就以“红得发紫”来形容那些官运亨通、备受权位更高者恩宠的人，而这正是“红得发紫”一词的滥觞。

因为大红大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