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人间草木读后感

    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让人读来有种轻松愉快、心旷神怡之感。他对人世间的花草树木、四季蔬果、虫鱼鸟兽均入眼帘，妙笔成文，成就一篇篇谈草说虫的文章，足见其人间草木情怀。而周宁教授的《人间草木》让人读来就有种沉重感和责任感了。

    作者周宁先生在书中臧否四对八人，即严重的时刻:马礼逊和柏格理；人间草木太匆匆:苏曼殊和李叔同；天堂的风暴: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剩水残山供一死:梁济和王国维。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或理论，而是因为他们的精彩人生。本书的编辑丛晓眉女士在该书封底勒口处评价说:“他们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来到这个世界经历生死，在信仰中努力，在绝望中爱，在希望中死。带着精神的闪光，这闪光不仅让我们看见他们，并在他们身上折射出我们自己；也让他们彼此看见对方，在灵性上相互照应，从世俗通往神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动的在场”，启发我们思考一些生命美学的基本问题。

    书中这四对八人均是有思想、有追求、有信仰的现实生活之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25岁到中国，为了神圣事业，承受巨大孤独和苦难的人生。在华期间完成了三大任务:学习中文；翻译全部圣经，取名《神天圣书》；编写字典，取名《华英字典》。柏格理的一生是一段耀眼的奇迹，最终却像流星，消逝在世界历史的黑暗里，他的现世功德，都变成寂静中的回忆。柳亚子先生专门研究苏曼殊，总结曼殊一生为“多愁善感，为情所累，神经质式的敏感与热情、哀怨与幽愤，渴望温情与爱怜。往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几乎是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有僧友问他出家后为什么还有“忧生之叹”，苏曼殊答:“虽今出家，以情求道，是以忧耳。”郁达夫称赞曼殊诗比画好，画比小说好，而浪漫人生，比他的诗画小说都好。本书作者周宁先生评介“曼殊在感性的快乐中找不到的安慰与安宁，弘一在理性的痛苦中找到了。”李叔同少年做公子，中年做名士，做话剧、绘画、音乐、办报；做老师，做高僧，均成绩斐然。年轻的李叔同意气风发，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随康有为、梁启超，而后又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国难中，他填了一阕《金缕曲》:“……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豪迈之气跃然纸上，对家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在大革命后期的幻灭中，李叔同遵从了儒家文化古训:“天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出家为高僧弘一法师。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丑陋的，读书人看不透彻，而他又是一名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士人可以在革命大潮中呐喊，当遇到革命低潮时却不知所措，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在此归隐，就是一条很好的选择了。

    弘一法师在圆寂的前一年，作了“念佛不忘救国”的题记:“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朱光潜先生曾评价弘一法师:“以出世精神，做入世的事业。”1942年10月13日，他“走”了，去了天国，和来时一样坦然。他的死，就像树林里那棵过火的树木一样，虽然死了，却仍就是一道风景，死与生，活与死，已无界限。

    作者周宁教授总结书中人物说，“人生准备死亡的路，是漫长而痛苦的”，“驯化的灵魂面对死亡——死亡没有意义”。著名学者梁漱溟之父梁济的死就是自己一手安排好的。他先辞职，再辞世，“以个人之死亡来抗议这个令人绝望的堕落的世界”。他代表的并不是中国旧式文人，而是文人中仅存的人性，其中那种不可冒犯的高贵和尊严，令人感动，感动的不是梁济所殉的价值，而是其殉死的精神。那种从容赴死的勇敢与高贵，使后人感动。梁济、王国维的死，都使人联想到了屈原，“轻生死者重道义”，这就是中国文人志士的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就有入世、出世之别，大多以入世不能而出世，即现实不能便超世。儒家人生认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人类精神土地的上空，不乏有好的种子。那播撒种子的人，也许是神，也许是大自然的精灵，也许是民族之魂，也许是创造精神作品的作者。

    掩卷沉思，在眼前幻化出书中人物形象。我好似读的是人物传记，好似读的是近现代史，好似读的是教科书……为了放下沉重的心态，我又拿起了汪曾祺的《人间草木》。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