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登学"的由来?

“文登学"的由来?

文登历史悠久，自古就有“文登学”的美誉。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曾在此召集文人墨客登山吟诗作赋、歌功颂德，留下“文人登山”的传说，“文登”也因此得名。汉代大儒郑玄曾在文登城西15里的长学山阳开院讲课，邑人读书求学由此蔚然成风。最能彰显文登学儒学特点的地方是学宫，最初于北宋庆历年间建
　　在城南。金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迁建学宫于县治东，规模宏大，冠于诸县，其主体建筑是大成殿（孔庙），周围建有儒学署、训导署、明伦堂、庠科、名宦祠、乡贤祠等。此外，文山脚下有文山书院，是当时城中的最高学府；明清两代还先后有万卷楼、听雨楼两座藏书阁，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
　　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王重阳自陕西东来，据“海上仙山之祖”昆嵛山创建了道教全真派。此间，王重阳收马丹阳、丘处机、谭处端、王处一、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七人为徒，世称“北七真人”或“海上七真人”。
　　明朝文登籍尚书丛兰曾在此辟出学堂，教授族中子弟读书，并取“书中自有万石（音担）粟”之意题写山名“万石山”勒于石上。
　　科举取士起，文登就榜上有名，明清两朝最为可观，有进士61名，是全国每县平均数的两倍，并且走出了一代名人徐士林。其中清朝顺治乙未年科场上，文登有7人同时高中进士，并出现于鹏翰、于涟父子同榜，刘欣、刘辉兄弟连镳的盛况，传为美谈，“文登学”名震朝野。
　　文登历史悠久，自古就有“文登学”的美誉。当年秦始皇东巡，曾在此召集文人墨客登山吟诗作赋、歌功颂德，留下“文人登山”的传说，“文登”也因此得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登这方重教尚文的水土孕育出了“崇尚文化、崇尚人才、崇尚知识、崇尚奉献、崇尚业绩”的优良精神品质———文登学。文化性是城市名片的内在灵魂，文登学作为威海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完全可以作为“威海城市名片”参选。
　　文登临海靠山，风光绮丽，少有战乱，吸引了齐鲁等诸侯国的文人志士隐居于此，从事各种学术活动。随着秦皇汉武多次巡行，文登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文化教育事业也日益发达，孕育了诸多高士名流，特别是东汉郑玄长期在此讲学育人，形成了“东鲁学风”，奠定了“文登学”深厚的基础。至明清两朝，全国开科取士，平均每县中进士30人，文登考中61人，是全国各县平均数的两倍，甚至父子同榜、兄弟连镳，传为美谈，名动朝野。
　　新中国建立后，在人杰地灵的水土孕育下，一大批文登籍文坛精英脱颖而出，如在全国及省市文坛影响重大的丁宁、萧玉、赛时礼、王润滋、张海迪等作家。今天，文登人将古老的“文登学”发扬光大，不仅高考升学率和升学人数继续走在全国前列，而且不乏全省状元和名列全国前茅的知名学子。他们学有所成，在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精英。
　　如今，新时期赋予了“文登学”新的内涵，即“自强不息，和谐向上”的精神。它既是对古老“文登学”精神的传承，又赋予“文登学”精神以新的价值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全市人民发扬优良传统，拼搏进取、真抓实干，赢得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为古老的“文登学”增添了新的光彩。
　　应该说，这个城市能有今天政通人和、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与“文登学”的熏陶滋养是分不开的，是“文登学”精神品质激励支撑的结果。文登学，应该成为文登一张响当当的文化性城市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