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诗歌中的双关隐语,南朝诗风指？求解？

南朝诗歌中的双关隐语,南朝诗风指？求解？

南朝诗风。历史上宋、齐、梁、陈几个王朝都建都于建业（今南京），统治江南一隅之地。这时期的贵族与宫廷文人，大多持唯美的文学观，排斥政治与首先准则对文学的束缚，强调文学的纯艺术目的，即抒情与审美的俚俗。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论南北朝诗风时曾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魏征以后的唐人对其论断上大加发挥，把南朝诗风贬得一文不值。标举汉魏风骨的陈子昂就说到：“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孤竹篇序》）把南朝诗风简单的总结为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而大加鞭责。王勃从传统的儒家观念出发，甚至把南朝文风看成了南朝亡国的罪魁祸首，“虽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上吏部裴侍郎启》）由此后代的文学史家大多接受唐人的观点，把南朝诗看成是完全抛弃了汉魏传统的靡靡之音。实际上，这种观点在其源头魏征那儿就已经失之武断。刘师培先生曾提出过反驳，他说“《隋书》之论，非定论也。试以晋人而论，潘岳为北人，陆机为南人，何以陆质实，而潘清绮？后世学者亦各从其所好而已。若必谓南北不同，则亦六朝时代为然。” （见《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 《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篇）敏泽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亦持此论。
实际上，对于南北朝时期南朝诗风，唐人那样以“采丽竞繁”、“兴寄都绝”一言蔽之的说法，明显的没有经过详细而深入的分析。南朝作为中原正统文化的继承者，向它以前朝代一样，其文学创作活动总体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民间老百姓的所思所感诉诸歌谣，口口相传，最终通过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即南朝民歌。现存的南朝民歌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中。另一部分则是南朝文人创作的文人诗。这也是南朝诗歌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魏征所说的“江左宫商发越”是符合南朝民歌的总体风格的。民歌作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生活的自然流露。它的创作活动既不具备个体化特征，更不具备自觉意识。这导致民歌的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对其题材、内容没有自觉选择的意识。因此民歌的风貌便不可避免的会受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及民族风尚的影响。南朝民歌也不例外。南方的杏花烟雨、小桥流水、经济稳定等等因素都决定了南朝民歌清理缠绵、“宫商发越”的风格。这前人已多有论述。这种风格既和建安诗风截然相反，而且贯穿其中的爱情主题更不入后世受儒家文学观念影响的诗评家的法眼，说它“兴寄都绝”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但是我们如果说对南朝的文人诗（尤其是齐梁间的文人诗）也持如此态度的话则未免不符合事实。齐梁之际，伴随着皇权政治的逐步确立和士族势力的逐步衰落，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在格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诗坛上先后形成了几个以皇家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即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梁代萧衍萧统文学集团，萧纲文学集团。但诗人们作为文学集团的一分子，以文学侍从的身份参与到集团的文学创造活动中去的时候，由于皇家的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的限制，这种文学创作活动便变成了应制、应教、同题共赋、相互唱和而缺少真性情的文字游戏。创作题材的缺乏和创作源泉的枯竭，迫使诗人们一方面把创作的热情转向对诗歌用韵、声律、对偶、用事等形式技巧层面的探索上，于是便出现了“永明体”；另一方面又使诗人们在有限的生活范围内对有限的题材作尽可能深的挖掘，这样便产生了以咏物为主的“宫体诗”。在这种文学创作之中，诗人所吟咏的是皇家的生活，而非自己的生活，因而也就不会出现真正的性情之作。真的是“性情渐隐，声色大开”，也真可谓是“采丽竞繁......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