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人物性格,《活着》中人物形象

活着的人物性格,《活着》中人物形象

在1998年的一次访谈中，余华先生说：“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这句话指出了一个事实，作出了有一个判断。 “福贵”是中国农村文化中重要的一个比较全面的的因素，大多数农民追求的都在这两个字里得到充分的实现，这在一定程度是我们牛耕民族的悲哀，同时这也是福贵的一生的悲哀。希望儿子既福且贵，他却偏偏是既苦且悲，如此天壤之别的反差，构成的悲剧命运正是福贵一生的写照。 死亡是极其悲惨的厄运，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柔弱的福贵竟然在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的打击下，一次又一次地在死亡的边缘止步，于苦难悲伤的极限处善待生命，默默地承受生命之重而无怨无悔地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越活越通达。这就让人不得不就他活着做一番特别的研究了。 余华曾感叹福贵是“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同时余华又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福贵是一个善于利用“精神胜利法”的人，说到底这也是现今大多数中国农民的基本世界观之一。顶贵的人生观是活着，或者说是仅仅只为了活着而活着，而这也不全是他的人生观，但他毕竟还是活着，这既宿命又有点自慰，是余华笔下比较常见的活在宿命中的人物，同时又不完全在宿命中完成自己所有的一切。从这里可以看出，福贵的不死，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余华赋予他存在的理由和活着的意义。余华是一个善于写宿命的先锋派作家，他的宿命观往往会使他的作品的人物达到一定的高度，叩问人的心灵，阐述人生的意义。 亟待追述的是福贵的精神史。福贵的精神史是在有个亿人性的层面展开的，这让许多读者有点意外。《活着》没有将一部苦难史写成革命史或思想史，却写成了朴质的生命精神史。福贵的苦难史折射出战争的血腥、政治的荒诞、精神的恐怖、饥饿与贫穷等等，这一切都是在福贵的苦难史和精神史的视域的展开的，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我们对福贵的精神史的追问。福贵的一生作为一部伟大的精神史，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实际，也将是永远活着的现实，因此，福贵在作为精神史方面的存在有着他自身所无法估量的价值，也正因为如此，他活着，即使一度在死亡边缘徘徊。 在解读福贵的过程中，读者往往会有这样的追问：福贵为何不死？福贵为何而活？ 下面再次从作者余华方面，说说福贵为何不死。余华在创作《活着》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福贵去承载社会——历史与启蒙——革命的宏大意义。福贵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地主家的少爷，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生活在那个苦难时期的平凡的一个受难者。福贵的活着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在《活着》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福贵的活着而展开的，如果没有福贵的活着，《活着》作为余华的最具有代表性和最高成就的作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福贵的活着，注定是一种苦难，一种悲哀，一种现象。因此便有了福贵活着的另一个理由，福贵是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象，是一个时代具有存在意义的形象，福贵的活着，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个群体——农民——的活着或者是存在。虽然这似乎违反了作者赋予福贵的形象的存在的意义，但却在没有承载社会——历史与启蒙——革命的宏大意义的前提下，承载了更多社会存在的意义。 福贵的生命意识以及精神史是在苦难—死亡的维度展开的，他的“活着”时刻遭受着苦难与死亡的威逼与诱惑，他没有顺从，也没有屈从；他取忍耐、承受的方式，即取“不争之争”的方式，与苦难与死亡进行抗争。就这个意义而言，似乎福贵更有活着的理由。这是一种人类存在的本性，一种人类比较赞同和欣赏的人生态度，一种人类存在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存在的重要表现......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