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教我怎样做人600字

鲁迅教我怎样做人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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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是以“立人”为终生奋斗目标的。说起先生对“立人”的贡献，人们往往喜欢列举他对国人的精神痼疾，亦即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这固然不错，只是如果仅仅拘泥于此，便无疑会陷入极端和片面。因为纵观鲁迅全部的文学和生命实践，我们不能不承认，先生有关“立人”的努力是双重和双向的。也就是说，他除了对病态的社会和不幸的人们亦“哀”亦“怒”，痛下针砭，以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之外，在民族性格的重生与 “雄厉”，即人应当怎样活着，怎样做人，应当具备何等的观念形态与灵魂质地的问题上，同样倾注了执著的探询与深入的思考，并发表了一系列既植根于现实又烛照着未来的真知灼见。这后一方面的努力不仅折映出鲁迅精神世界所充盈的可贵的创造性与建设性，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着先生思想的本原和灵魂的底色，因此，它理应得到我们的特别关注。
　　重“生存”而求“发展”，这是鲁迅先生强调的人生要义之一。显然是受世界进步思潮的影响，鲁迅对人的生命极为看重。他认为，既然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便失去了生物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早在写于一九一八年的《随感录·三十五》里就明言：“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这样的说法经过深化和完善，后来成为鲁迅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所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亦所谓：“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应当承认，这样的观点和表述，将人生始终普遍面对并且必须加以处理的生存、温饱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要旨和真谛，诠释得清晰而辩证。在先生看来，生存是基础，温饱是前提，发展是目的。它们共同构成生命的链条和生存的规律，其中的次序是任何人不能随意颠倒，也难以真正超越的，否则，人生的状态就会产生畸变和扭曲。同时，生存不是丢掉廉耻的苟活，温饱也不是耽于享乐的奢侈，发展更不是无所顾忌的放纵。它们自有属于主体的内在尺度。而这种内在尺度，我以为就是先生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提到的：“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里，“幸福”与“合理”，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种规约：他期盼人类拥有摆脱了贫困与愚昧的 “活泼泼”的生存，同时又提醒人们要节制物质的欲望与享乐的追求，自觉走向澄明之境。论析至此，我们禁不住联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所先后经历的生存上的禁欲主义和发展上的享乐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病相与恶果。这时，鲁迅先生目光的高远与深邃，便显得风标独立，非常人所能及。
　　重“个性”而张“精神”，这是鲁迅先生强调的人生要义之二。相对于五四时期关于人的发现与解放的众声喧哗，鲁迅在这方面有着属于自己的价值取向，这就是：自觉地把人做了“己”与“群”、“个”与“类”的区分，从而格外关注人的“己”或“个”的意志独立与精神自由。关于这点，他的早期作品《破恶声论》有明确的阐释：“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此后，与之一脉相承的见解不断出现于先生笔下。如：“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如：“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 ”如：“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 “我只能说自己的话”等等。显而易见，在先生的视野里，个体的、具体的人，拥有终极性的价值。所谓人的发现与解放，所谓“立人”，就是要从根本上张扬人的个体的独立、自主和自由。换言之，一个理想的、真正的现代人，就应当摆脱一切依附关系，趻踔高蹈，特立独行，自己当自己的主人，同时也为人类尽一份责任。而当这样的观点与西方舶来的强势的制度文明及其相关话语形成某种龃龉和矛盾时，先生依旧坚持着一份难能可贵的清醒与敏锐。他认为：不应当盲目地、机械地看待西方的民主，尤其要警惕民主的异化和变质。因为当民主沦为简单的“众数”或“众意”崇拜，便必然会形成“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局面，结果只能是个性的消解和精神的沉沦。即所谓“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由此可见，在发展和重塑人的个性与精神的问题上，鲁迅进行了持久、大胆而又深邃的灵魂勘察。而当我们将这一切置于人类与社会进步的宏大语境，即可发现其继往开来，不同凡响之处：一，它扬弃了国人由来已久的对人的理解和认识，让人走出了“群体”的遮蔽，而使得“个人的自大”（鲁迅语），即一种戛戛独造的精神气质，有了产生的可能。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丰富与发展。二，它立足于新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大势，把人的个体的精神光扬与素质提升，当作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前提和先声，这不仅揭示着历史的规律，而且与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形成了客观的拍合与对应，从而显示出充分的真理性和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