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与“农业”有关的法律制度有哪些？

中国法制史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劝农重耕一直是农业立法的指导思想。以下主要从农业管理角度作一介绍。 一、赋予农业以崇高的地位 自秦始皇重农抑商，历代均在法律上赋予农业以最崇高的地位。 《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诏令：“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诏令：“农，天下之本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并制定皇帝亲耕、皇后亲桑的礼仪，以示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后者这演变为后世的所谓亲耕藉田之礼。 唐太宗也一再强调：“凡事者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天，凡营衣食，不以失农时为本。”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 二、政府官员职责 秦律要求官吏按时报告与农业相关的自然情况。《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中就有这样地记载：“稼以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旱及暴风雨、水潦、螽虫、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这表明秦国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关心，目的是及时了解全国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以便估算当年的粮食产量。 秦统一六国后，命令郡守在每年春季巡行其所辖各县，督导所属农民务农事，扶助贫困。 汉代要求官府在农作物生长季节调查了解作物的长势，根据情况分为好中差三等，登记注册。 唐代督促州县官认真管理农业。如果管理不善，以致“部内田畴荒芜”的，“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宋代各级地方长官均兼一地之劝农官，每春二月农作初兴之时，守令出郊劝农，并须作劝农诗一首，宣示君王美意。这样的劝农渐有形式主义之嫌。南宋时，严禁利用劝农之机扰农。“诸缘劝农辄追扰人户者，徒二年。容纵公吏等，与同罪。” 元代为发展农业，在中央设置大司农司，并向各地派遣劝农官员。 明带在省府州县添设专职治农官吏，依法督农耕桑。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令各府州县行移提调官，常用心劝谕农民，趁是种植，仍将种过去桑麻等项田亩，计科丝绵等项，分豁旧有新收数目开报。” 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颁布诏令：“河南山东农民中，有等懒惰不垦勤务农业，朝廷已尝差人督并耕种，今出号令，此后止是各项里分老人勤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若有懒惰不下田者，许多人责决，务要严切，督并见丁著业，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勤督，农民穷窘为非，犯法到官，本乡老人有罪。” 宣德、弘治年间，朝廷专门设置治农官吏，主管农业，劝农耕桑。《明会典》记载，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添设浙江钱塘、仁和、海宁、新城、昌化、嘉兴、海盐、崇德八县县丞各一员，治农。”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添设河南、山东等布政司参政各一员，所属各复同知一员，职专提督人民栽种耕耘。” 九年（1473年），“添设苏、松、常、镇、湖五府通判，并所属长洲等县县丞各一员，劝农。” 嘉靖六年（1527年），“治江南等处，各该抚按官，通行所属府州县，原设有治农官处，不许营干别差，责令著实修举等职业，专业循行劝课，原无官处，定委佐贰官一员带管，果有实效，具奏旌擢，作或因循废职，作罢疲，罢黜。” 二、保护农民权益 保护农民的不动产。禁止盗耕、强耕土地。唐律规定，盗耕种，徒一年半。明、清律规定：“凡盗种他人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荒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等。系官者，又各加二等。花利归官主。” 王莽的王田、魏晋占田、北魏隋唐均田制，究其本意，都是为了保证广大农民拥有一定的耕地。明律还规定，盗卖、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者，分别笞五十至徒二年。 保护牲畜。牲畜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历代都对偷盗和杀害牲畜的行为加以惩治。《唐律疏议 厩库律》规定：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 禁止偷盗和毁坏农作物。《大明律 工律》规定:“凡于他人田园擅食瓜果之类，坐赃论；弃毁者，罪亦如之。” 禁止滥用民力。《唐律疏议 擅兴律》：“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大明律 户律》规定：“反应差丁夫杂匠而差遣不均者，一人笞二十，每五人加一等，罪止杖六十。若丁夫杂匠承差，而稽留不著役，即在役日满而锁司不放回者，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笞五十。”《大明律 户律》还禁止私役部民夫匠，私役“一名，笞四十，每五名加一等，罪止杖八十，每名计一日追给雇工钱六十文。” 三、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农业生产 奖励垦荒，承认垦荒者的所有权，并减免赋税。 宋太祖令“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田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 宋英宗时期，郡守赵尚宽“假牛犁、种食以诱耕者，劝课劳来。岁余，流民仔归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余户；引水溉田几数万顷，变跷瘠为膏腴”。对此，英宗给予特别奖励，“特进一官，赐钱二十万，复留再任”。 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五月颁发《守令垦田殿最格》：“残破州县垦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名次，增及几分，迁一官。亏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亏及几分，镌一官。县令差减之，增亏各及十分者，取旨赏罚。” 但由于两淮、荆湖等路仍有许多旷土，户部又再次制定“格”，“每州增垦田千顷，县半之，守宰各进一秩；州亏五百顷，县亏五之一，皆展磨勘年。”所谓增即荒田被开垦，亏即不因灾害而致荒。 明初田土荒芜严重。明太祖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定制：“令各处荒闲田地，许诸人开垦，永为己业，俱免杂泛差徭。三年后，并依民田起科。”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问何处，惟犁到熟田，方许为主，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数，若有余力，听其再开。其山均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则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有。”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令山东、河南开垦荒田，永不起科”。 顺治六年，“著户部都察院传谕各抚按，转行道府州县有司，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后，有司官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奉旨，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佥派差徭，如纵容衙官、衙役、乡约、甲长，借端科害，州县印官无所辞罪，务使逃民复业，田地垦辟渐多。各州县以找民设法劝耕之多寡为优劣，道府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每岁终，抚按分别具奏，载入考成，该部院速颁示遵行。” 但由于清初战事繁忙，开支甚巨，政府所允诺德各项优惠并未兑现，这一谕令收效不明显，康熙十二，朝廷对此令进行了修改，将对垦荒起征科赋德年限由六年放宽至十年。“见行垦荒实例，俱限六年起科，……嗣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 康熙八年，清政府下令，将明王公贵族德庄园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田’，永为世业”。 清初盛行的圈地也在康熙朝前期最终停止。 雍正、乾隆时期，继续贯彻顺治、康熙以来的“招民垦荒”政策。雍正元年，诏令：“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为定例。” 雍正五年（1727年），颁布上谕，“准各省官民自行出首，将从前侵隐之罪，悉从宽免；其未纳之钱粮，不复追问，定限一年，令其首报，于雍正七年入额征解。”其后，又“展限六个月”。 清朝政府为了奖励垦荒，还将垦荒作为官吏的考评内容之一，规定垦荒有功的官吏可以升职。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清政府将劝垦土地的多寡定为州县官吏的考成标准之一，“六年，……始定州县以上官以劝垦为考成”，后来，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又对此作了具体规定，“至十五年定督抚一年内开垦荒地二千顷至八千顷以上，道府开垦千顷至六千顷以上，州县开垦百顷至六百顷以上，卫所开垦五十顷至二百顷以上，分别议叙。” 安抚流民。 这是和垦荒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明初历经战乱，逃户流民现象严重，明王朝颁令，凡流民“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 清初《清朝通典》记载：“流移者给以官庄，匮乏者贷以官牛，陂壤沟洫修以官帑。” 鼓励耕作，禁止抛荒。 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明帝发布诏令：“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 明代对不务耕种的无业游民严加惩处。《大明律•户律》设立专条，维护垦荒者的经济利益，严惩故意抛荒者。 保证有足够的农业劳动力。 秦律规定不能同时征发一家中的两名男子去戍边，“同居毋并行”， 违者县令、县尉、士吏都得受罚，“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甚至鼓励生育。汉代以晚婚罚加赋税的办法强制早婚，以减免赋税徭役德颁发鼓励人口的繁殖。 支持农民互助。 元代初年，北方农民成立一种互助性质的锄社。元世祖向全国推广，并颁布《劝农立社事例》15条。 强调抓住农时。 唐太宗就曾强调“不以失农时为本。” “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 制定农业操作规范。 秦律《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规定：“一室二人以上居赀赎债而莫见其室者，出其一人，令相为兼居之”；“居赀赎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 推广农业技术。 秦律《仓律》规定了种子的保管办法以及每亩地用种地数量：“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 汉明帝推广区田法。元世祖时向各州县颁发《农桑辑要》一书。后来仁宗英宗明宗和文宗都重新颁布。 鼓励发展副业。 明初，明政府在鼓励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也积极要求和鼓励农民种植棉花、桑麻以及果树等。《典故纪闻》载：“太祖时曾下令，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兴修水利。 《汉书 倪宽传》记载：“宽表奏凯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即用法律的手段来促进农田灌溉，以提高粮食产量。汉律还规定，河道决口官吏要负刑事责任。清律规定：“凡盗决河防者杖一百，盗掘民间之圩岸陂塘者，杖八十。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务，掩没田禾什物价高者坐赃论。”“故决河防者，杖一百徒三年，故决圩岸陂塘减二等。” 用水制度。 为了合理利用水，汉律中有“水令”。宋代规定：“诸以水溉田，皆从下始，仍先稻后陆。若渠yan应修者,先役用水之家，其碾qi之类壅水于公私有害者，除之。”“诸大渠灌溉，皆置斗门，不得当渠造yan。如地高水下，听于上流为斗门引取，申所属检视置之。其傍支俱地高水下，须暂yan而灌溉者，听。” 清代规定：同一水道，确定上中下游不同的灌溉时间，渠道阀门的启闭也有时间规定，必须照章办理，不得违反。 预防自然灾害。 秦律就要求各地官员及时报告各地灾害情况。唐律规定：主管官吏“不言及妄言部内旱涝霜虫”的“杖七十”，“复检不以实者，与同罪。若致枉有所征免，赃重者，坐赃论。” 明律加重为杖八十。 唐律还规定：主司如果“不修堤防”或“修而失时者”，杖七十。后果严重的，加重处罚。故意破坏堤防的，徒三年。 《大清律例》规定：“天下有司凡遇岁饥，先发仓廪赈贷，然后具奏，请旨宽恤。” 减免农业税。 唐律规定：“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具面。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 遇到灾害减免农业税是历代的习惯做法。本章税法部分还要讲到。 打击欺隐田粮。 《明律•户律》“欺隐田粮”条规定：“凡欺隐田粮脱漏户籍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征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