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们身上的体现

农耕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们身上的体现

（一）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

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政策及思想，实际上主要是重视种植业（包括桑、麻、棉等）的发展，进而形成了“耕织结合”的农耕文化。中国历代王朝一贯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是从东周时期开始的。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其本质实际上是“农本”思想，因为历代统治者所采取的“抑商”措施主要是为了“重农”，即“重农”是“重农抑商”思想的核心和最终目的。重农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对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来说，更是一个涉及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因此，许多古代思想家都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谈论重农思想的：“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不可得也。”[8]“凡为国之急，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多粟，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9]所以，古代所谓的“农本”思想或“重农抑商”思想实际上主要是重视单一的种植业。

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关系发展，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消极影响：第一，使得农耕经济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受到了遏制，农耕经济实际上变成了几乎单一的种植业经济，少量的畜牧业也仅仅是一种家庭副业，即“鸡豚狗彘之畜”。[10]同时中国古代的官办畜牧业主要是养马业，目的是为了对付善于骑术的游牧民族的侵扰；第二，形成了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耕织结合”的农耕经济模式，从而在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也在根本上解决了众多农业人口的“穿衣”问题。这样农耕民族以桑、麻、棉等为纺织原料，并不大量地需要游牧民族畜产品中的皮毛；第三，抑商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正常的经济交流，因而也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各种非正常的商品贸易交流形式：贡赐、官方互市以及战争和掠夺。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加剧了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对垒和隔阂。第四，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反对农耕民族发展畜牧业，而且在历史上，农耕地区的畜牧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除了主要发展养猪和家禽等之外，也发展了一定规模的养羊业。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农耕地区的畜牧业对整个经济的地位问题。在古代中国，农耕地区的畜牧业（主要指对于草食性动物的饲养或放养），基本上是一种相对于种植业的“副业”，而非所谓的“主业”即种植业，这样也就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思想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由于在中国历史的早期，中原地区是整个农耕民族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相对于周边地区，在各方面都处于发达、先进的优势地位，因此，也就产生了以中原和周边相对立的思想观念：中原为本，周边为末，中原代表先进、文明，而周边则成为落后、愚昧和野蛮的同义词。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以中原为内，而以周边为外，逐步将中原农耕民族、农耕文化与周边的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相互区别开来的思想意识。中原是文明、“礼仪之邦”，是属于华夏；周边则是“蛮荒”之地，属于“四夷”。后来所形成的内地与汉族、边疆与少数民族的观念，实际上仍然是中原与周边“对立论”或中原“中心论”的某种思想遗留。

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相互融合。使得这两种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利益等方面的互补关系。特别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界限始终存在，而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这就是长城的修筑并赋予长城以特殊的文化内涵。当然，尽管在两种经济类型间缺乏有效的融合，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融合的现象却很多。

在我们身上就是小农意识浓厚，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无约束、无协作、无交换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心理素质上表现为求稳、怕变、盲目和狂热，从而形成很大的保守性，本能的排斥变革，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在价值观念上，自然经济使得人们形成以自足、患得患失、平均主义为特点的观念体系；在思维方式上自然经济的规模狭小导致人们的活动范围狭窄和认识水平低下，从而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方式的经验性、直观性和不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