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注的序言

庄子注的序言

象以前，向秀已以他的《庄子注》得名。向秀(约公元227—277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人。他是嵇康、吕安的好朋友，“竹林七贤”之一。他开始注《庄子》的时候，同嵇康商量。嵇康说，这本书何必要注，作注是自找麻烦。《庄子注》作成以后，向秀让嵇康看，向说，是不是很好(《晋书》卷四九《向秀传》)。吕安惊说：“庄周不死矣。”(《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秀别传》)
郭象《庄子注》和向秀《庄子注》的关系，在《晋书》里面，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照《晋书·向秀传》所说的，向秀作《庄子注》，郭象“述而广之”，就是说郭注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照《晋书·郭象传》所说的，向秀作《庄子注》，只有《秋水》、《至乐》两篇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因为他的稿子没有流传，郭象就窃为己有，补作《秋水》、《至乐》两篇的注，又把《马蹄》一篇的注改换了一下。其余各篇的注，都是向秀原来作的，郭象不过是作了一些字句上的修改。照这个说法，郭象不是发展了向秀的《庄子注》，而是直接抄写了向秀的《庄子注》。
《晋书》是许多人写的。《郭象传》完全抄《世说新语·文学》篇。《向秀传》则根据另外一种材料。我认为《向秀传》所说的，近乎事实，《郭象传》所说的与事实不合。我的根据有以下几点。
照《郭象传》所说，郭象所以能窃向秀《庄子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秀义不传于世”。可是上文说：向秀注“妙演奇致，大畅玄风”；《向秀传》也说：向秀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可见向秀生前影响很大。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是当时最大的作家和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主要著作，应该是很流行的。如果说，向秀的著作，在他生前很流行，在他死后，因为他的儿子小，所以就不流行了；似乎他的著作的流行，专靠他的儿子推动，这是不合情理的。
列子》张湛注，在《列子》引《庄子》的地方，有的时候他引向秀的《庄子注》，以代替他自己的注解；有的时候，他引郭象的《庄子注》，以代替他自己的注解。他所引的向秀注，跟现在的郭象注比较起来，意义大致相同。甚至字句上也有相同，这是事实。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郭象注和向秀注全部都是完全相同，为什么张湛有的时候引向秀注，有的时候引郭象注呢？有的时候他引郭象注，不引向秀注，这可能是因为向秀在这一篇没有注；也可能因为在这一篇向秀注不及郭象注。后者是可能的，因为照《向秀传》说，郭象注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述而广之”。
张湛所引的郭象注，都不在《秋水》、《至乐》、《马蹄》三篇之内，可见《郭象传》所说，郭象自己仅只注了《秋水》、《至乐》、《马蹄》三篇，这个传说是不可靠的。
在陆德明的时代，向秀注和郭象注都还存在。照《经典释文》所说的，当时有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据陆德明自己注说：“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一无杂篇。”)。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这两个本子卷数和篇数都不相同。
刘孝标在《世说新语·文学》注说，当时解释《庄子·逍遥游》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支遁义，一派是向、郭义。《庄子注》对“逍遥”的解释，当时称之为向、郭义。这个义是向秀所创始的，所以可以称为向义；这个义是郭象所发展完成的，所以也可以称为郭义；合起来就称为向郭义。如果郭象仅只是拟写和重复向义，那就只可称为向义，而不可称为向郭义了。刘孝标的这段注可以说明，郭象的《庄子注》同向秀的《庄子注》的关系是“述而广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