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用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为题写一篇作文

以“不用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为题写一篇作文

“山东及时雨，孝义黑三郎”，“仗义疏财，忠肝义胆”，“梁山呼保义，郓城宋公明”，这一切的声音，都在共同呼喊着一个名字———宋江一个父兄眼中“孝字为先”的孝子，一个朝廷眼中“水泊草寇”的顽劣之徒，一个由“忠”和“义”交织而成的历史碑文

施耐庵笔下的宋江是《水浒》中矛盾的中心，在报效朝廷和建设梁山中，在尽孝道和上梁山中，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但最核心的是他在“忠君”与“仁义”间的选择

宋江是“仁义”的，“及时雨”的称谓非他人能及，“救晁盖”、“济武松”、“杀阎婆”、“三打祝家庄”，这一幕幕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生死之交一碗酒”是他的人生信条，“急人之所急”是他的做事准则，这一切，都树立了他在一百零八将中的地位，位列天罡，执掌地煞，何等的荣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何等的畅快；劫富济贫，攻城略地，何等的威风

但这恰恰是施耐庵为宋江吹响挽歌前的空响，宋江毕竟还是一个郓城小吏，在他的骨子里，透着的是对大宋王朝忠贞报国的志向“敢笑黄巢不丈夫”是宋江留在望江楼的诗，看似轻视朝廷，实为他因报国无门而空自叹息不论是晁盖打曾头市后的私见宿太尉，还是水淹高太尉后的盛情款待，亦或是晁盖死后，替换“聚义厅”为“忠义堂”大匾，处处透着他对朝廷招安的渴望然而他却忘了，在腐朽的赵宋王朝里，哪有他一个郓城小吏的生存空间可悲呀，可叹!可怜梁山一百单八将盛极一时，最后却落得死散凋零

纵然面对这些，宋江在忠与义之中放下了曾经紧握的刀枪，在忠与义中作出了最后的选择，对于宋朝的毒酒，他一饮而尽，想以死“表明忠义”，更令人惋叹的是，为防止李逵再反朝廷，也让他服毒酒随他而去留下的只有“茫茫乾坤方圆几何，成大任，重大义，男儿本色……”的悲歌

宋江在施耐庵的笔下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忠与义的交织中，迷失了自己，最终只能淹没在宋王朝的浪花之中，在“忠君”与“仁义”之中，他选择了忠君，选择了一条看似美丽却永无出头之日的道路他走了，或许他依然会笑对朝廷，依然毫无怨恨，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的感慨

如果可以重来，我愿看到那个真正“笑黄巢”的宋江，那个水泊里“替天行道”的宋江听，他又唱起了那首歌，在芦苇水道中飘得很远，很远：“生死至交一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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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字义，文，文采；质，质朴；彬彬，杂半之貌。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于此一则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而做到过点且属不易。“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礼记·表记》） 　　 　　 　　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雍也》：“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朱熹注：“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论语集注》）清刘宝楠则释此句为：“谓以礼敬事鬼神也”（《论语正义》）。《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结合上述孔子告樊迟语，可看出孔子持与夏人商人不同的鬼神观，并教樊迟从周道。孔子在承认有鬼神的前提下，又提出对鬼神既不轻慢亦不要予以亲近，这与其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中强调先人事，后鬼神（《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相一致。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雍也》，孔子答子贡问仁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朱熹《论语集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清阮元《研经室集》：“为之不厌，己立己达也；诲人不倦，立人达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达者，如‘在邦必达，在家必达’之达。”此句犹言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欲事事行得通也应使他人事事行得通。是以体现孔子所倡导的“恕”之道，亦即关于“仁”的实践途径与方法。以己所欲譬诸他人而成全之，系“恕”之高标准，即从积极意义上实践“仁”其低标准则是推己所厌及他人而不恶加，即从消极意义上实践“仁”（见《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察己知人，亦即承认他人之价值，关心他人之生存与发展，从又一侧面反映孔子思想的人道主义特征。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汉书·儒林传》：孔子“究观古今之篇籍”叙《书》、称《乐》、论《诗》、因鲁《春秋》、好《易》，“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论语集注》：“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其句意谓传述旧章而不创作，对古代文化既服膺又喜好。“不作”与“好古”，系孔子对终其一生之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涯的概括，同时亦体现出其整理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及其对上古文化的基本态度。所谓“不作”，朱熹认为孔子“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同上）。然后世学者认为实际上孔子有述亦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