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散文”是代表哪种风格的？

“学者散文”是代表哪种风格的？

　八九十年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出现一种被人称为“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的形态。这些散文的作者大都是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一些融会了学者的理性思考和个人的感性表达的文章。“学者散文”的出现，显示了知识分子关注现实问题和参与文化交流的新的趋向。在我国古代，“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的区分有时并不很清楚。随着现代知识的专业化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学者”与“作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晰。文学普遍被看成是表达情感等感性体验的“形象思维”的领域，而与学术研究的“抽象思维”有着“类”的不同。不过，这种清楚的分界，实际上对文学创作与人文学科两方面的发展，都有可能带来损害。因此，学者“越界”参与创作，是值得注意的现象。80年代，较早进入散文创作的是金克木、张中行等老资格的学者。90年代初期，从事艺术文化史和戏剧美学研究的余秋雨，在《收获》杂志上以专栏形式发表系列散文，后结集成为《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出版，引起极大反响。一些重要的刊物和出版社，也有意识地举荐这一体式的创作，而推动“学者散文”的兴盛。

　　“学者散文”的作者大都有较为丰富的学术修养，往往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之中。他们也并不特别注重散文的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例如余秋雨称自己为“票友”(注：余秋雨，“90年代散文写作随访”，《美文》1998年第10期。)，陈平原则把写作短评当成“保持‘人间情怀’的特殊途径”(注：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自序》，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朱学勤有类似的说法：“左手写长线学术，管它春夏秋冬；右手写短线时论，不妨卷入今天”(见《被遗忘的与被批评的——朱学勤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许多类似的散文而言，引人注意的首先并不是叙述形式，而是所谈论的内容。但由于这些谈论结合了作者的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文字表达上的生动个性也随之显现出来。因此，这些学者的写作比较自由，反而为散文创作融进了一些新的因素。“学者散文”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的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这些散文随笔与“杂文”的不同之处是，它更关注的往往不是“识”，而是“情”与“理”。因而，有的批评家将之称为“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或“散文创作上的‘理论干预’”(注：佘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这类散文，可说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埃尘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作家同历史的对话，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与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作家通过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通过对历史的解读与叙说，揭示其内在意义以及对现实的影响，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同样，在阅读这类散文时，读者也是从现在的语境去追踪过去，从其“前理解”或自身文化的参照系出发去把握过去，而且在现实的深度介入中，沟通昨天、今天与明天。由于文本中对象的描绘，往往印证着作家的价值判断，折射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因此可以说，在阐释历史过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阐释——读者通过作品中的独特感悟来发现和剖析阐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