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父亲中鲁迅先生的教育观念是怎样的

记忆中的父亲中鲁迅先生的教育观念是怎样的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明确地提出了一个 “幼本位”的主张，即，要把孩子放在“本位”，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从孩子出发。他首先批判了传统伦理体系中的那种认为父亲对孩子有“恩”的思想，提出对孩子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应该是出于“爱”。因为改“恩”为“爱”，所以父母与子女可以是平等的，父母应该不图回报，而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来养育子女。因为是出于爱，长辈甚至可以做出牺牲：“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最为无私的爱，从这段话中，不但可以看出鲁迅全新的教育观念，也可以感受到他博大的胸怀。
此后不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请鲁迅演讲，他又一次涉及了青少年的教育问题。这次演讲的题目是《未有天才之前》。从表面看，他谈论的是文艺问题，是 “天才”的期待与培养问题，而事实上，仍是青少年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
鲁迅演讲的主旨是希望 “天才”的培育者----民众（以“花朵”比拟“天才”，则这“培育者”即为“泥土”）克尽其力，坚苦卓绝地做好培育爱护“天才”的工作。他的基本观点是：没有好的泥土，不可能培育出好的花朵。这好的“泥土”应该是怎样的呢？他认为：首先是不要用太多旧思想旧传统薰染青少年，简言之，就是要“脱离旧套”；其次是鼓励青少年大胆吸取新知识新思想，就是“扩大了精神”，“收纳新潮”；再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便是要爱护青少年，不要怕他们幼稚，不要责怪他们无知，更不要动辄打击以至扼杀他们。鲁迅说：“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
对于怎样看待孩子的 “幼稚”，在后来的一些场合鲁迅还曾有论述。他认为，对于孩子们来说，幼稚是他们发展过程中极为正常的事，一点也不值得奇怪，没有幼稚就没有发展，没有成熟。我们决不应该因为孩子的幼稚而扼杀其发展和成长。他曾说：“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无声的中国》，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也正因为是从 “幼本位”的观点出发，鲁迅针对中国长时期强调的“师道尊严”提出师生之间应该建立“平等关系”，要求老师对学生应该“和蔼若朋友”。他说：“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1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又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 （《鲁迅书信集?致曹聚仁?19330618》，见《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曾为当时所谓的“教育”忧心感喟，他说：“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的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看图识字》，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33年，鲁迅写有一篇杂文《上海的儿童》，短短几百字，而且只是发表一些对当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感想，却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本来，在中国，关于青少年教育，历来就存在“放任”与“管束”两个极端的问题，多少年来不知贻误了多少青少年的健康发展。鲁迅敏锐地发现这个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然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即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对此，鲁迅的态度是尖锐的。他指出： “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我们很难说清，鲁迅这到底是在谈一个青少年教育的局部的问题，还是在谈论一个民族的国民性的宏大问题。显然，鲁迅是深刻地认识到，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社会问题紧密相连，所以他说： “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又说：“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两地书?二?19250331》，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在他看来，教育的改革必须和社会同步甚至以社会改革为前提，没有社会改革或者社会改革不彻底，教育改革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旧中国对儿童教育过于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