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道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

周学道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

用“人情和面子”的理论架构来看，主持入学考试的周学道和童生之间的关系，
是属于工具性关系。周学道掌握有录取学生与否的大权，是典型的资源支配者，童
生能否通过入学考试，完全操在学道手上，所以必须扮演请托者的角色，对学道必
恭必敬，不敢造次。依照笔者的理论，属于工具性关系的双方，其交易法则是公平
法则，周学道到广州上任之初，确实也拿定主意：“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
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

然而，在科举制度下的“公平”标准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分析明
朝科举取士的标准。明朝以时文取士，各级考试的主要内容是作“时文”。时文又
称“八股文”，或称“四书文”，在格式和内容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考生不得逾
越。所谓八股文，系就其格式而言，一篇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
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段落，应考者必须依样画葫芦，不得违格。所谓四书
文，系就其内容而言，不仅考题取自四书，应考者作文的内容以至于所据的经传注
疏，都有规定。永乐年中，又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用以为范式。作文
者须“依经按传”，代古人立言，不得自创新意。在层层束缚之下，所谓时文，变
成了一种毫无价值的文字游戏。明清两代举人所作的时文，多得不可数计，但这种
文章“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八股科举废除之后，便“零落散
失，覆瓿烧薪”（商衍銮，1958：227 ），鲜有流传于后世的价值。

这种僵硬的考试方式，主考官在评分时，自然是好恶随心，难得有一定的标准。
周学道将范进的卷子用心用意看了第一遍，心里的反应是：“这样的文字，都说的
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将卷子丢过一边后，坐了一会，还不见有人来交卷，
于是取范进的卷子，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等到他把魏好古
赶出去之后，再取出范进卷子来看，才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
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忙取笔细细
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由名落孙山到第一名进学，吴敬梓对八
股取士之漫无标准，可谓讽刺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