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哪些信用形式和信用机构

唐朝有哪些信用形式和信用机构

唐朝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很多信用形式，多数出现在中晚期，最为著名的，就是飞钱。

唐朝显然缺铜钱，很多地方开始不准铜钱出境。这就难为了商人，由此，中国人开始使用货币汇兑——飞钱，也称“变换”。
京城的人如果手持大量货币，首先未必能出城，即使能出城，带着一车铜钱也没准碰上强盗。无论这些钱来自贪污还是经商，自己的钱变成别人的钱，总是很痛苦的事。当时，地方各道都在长安设有进奏院（驻京办），通过进奏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商人把钱交到进奏院，然后领取一张凭证，另外一张凭证会随着公文送回本道，商人回原籍后依凭证取钱；进奏院拿到钱后可以直接缴纳本道赋税。飞钱属于汇兑业务，不是纸币。这种汇兑，好像钱在两地飞来飞去，因此取名“飞钱”。
后来，朝廷看中了“飞钱”收益，既然进奏院可以做，朝廷也可以，而且还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想法是好的，做法是差的。
官府把这个生意交给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办理，汇费收到百分之十（千钱百文），因此无人问津。在李隆基过问下，朝廷终于将飞钱改为公益事业，免费。只是到了唐末，地方官府收到三司开出的飞钱，经常留难拖延不付（以此疑惑商人，乃致当司用度不充），飞钱逐渐失去了信用，也就衰亡了。
飞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汇兑业务，而汇兑靠的是信用。
对那个时代的居民来说，朝廷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可以信赖的，倒不是朝廷一定比商人讲信用，朝廷府库的钱总比商人多，而且朝廷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即使灭亡过程也很漫长，至少比某个商户败亡时间要长。
第一代汇兑飞钱，因朝廷信用起，又因朝廷信用终。
唐朝商业发展促生了第一代存款机构：柜坊。
唐朝以前，人们也需要走州过县做生意，必然带着现钱，通常这些现钱锁在客栈房间或者寄存于亲友家。
在客栈中或者亲友家，总有丢钱的时候。
柜坊解决了这个问题，柜坊专门接受存款，是为了商人存款方便，在史籍里发现的最高存款纪录是十万贯。最初，可能是柜坊向商人提供柜子，商人自备锁头，逐渐发展到商人把钱直接放在柜坊，柜坊出具书贴，取款也不用本人到场，凭书贴即可。当时的书贴还比较原始，没有固定格式，全凭柜台伙计记忆辨认真伪。发展到后来，柜坊开始向外贷款，大体方式应该是质押贷款。
唐末，柜坊多了一个责任，就是举报买官、纳银。买官的钱基本也都存于柜坊，知情不报，流涉边远。
更多关于柜坊的记录留存于小说中，这些故事不一定真实，甚至荒诞，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世界。
有个穷书生，虽然是书生，品德却不怎么样，因为他的兼职是偷窃。一次，书生跑到府库偷钱，遇到一位金甲神人看守金库。神人很尽责，告诉书生，钱属于尉迟敬德（凌烟阁功臣之一，现在的门神），取钱必须有尉迟敬德的手贴。尉迟敬德当时混得不怎么样，还是个铁匠。书生就忽悠铁匠，尉迟敬德倒也爽快，反正不是我的钱，就给书生写了一个500贯的帖子。李世民称帝后，赐给尉迟一个钱库，尉迟发现其中少了500贯，却多了当时自己的帖子。
公廨钱，始于隋朝，即官营高利贷。
表面上，高利贷官营、私营似乎没什么分别。
实际上，区别很大。
公廨钱绝对是一个坏的先例，从隋史、唐史记录看，当时人们就一直在痛骂。
首先，我们假设有人去借私人高利贷，即使债主穷凶极恶，债务人肯定是自己去借的，当然，不排除个别人被忽悠。即使被忽悠，借款人必定也考虑过后果，搞不好会典妻卖子，甚至被卖为奴隶。但是，即使债主欺骗债务人，债务人仍然有思考的权利。
无论如何，自己决定是否借款。
官营高利贷，借款不一定需要理由。
不一定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也许就是因为缴税晚了两天，还不是不想缴，而是那两天没在家。好了，官家直接从公廨钱里替你借了。
现在，官府收债，不收租。
还不上私营高利贷，好歹还可以选择逃走，即使有人追杀，毕竟杀人这个事儿，犯法。
官营高利贷不一样。
没有选择，甚至你不知道，就借了。
如果不还，监狱等着。不是不想还，实在是还不起。公廨钱利率实在是太高了，连私营高利贷都望尘莫及。贞观年间，公廨钱的月利率就是10分，而且，唐朝曾多次颁布律令，民间借贷利息不能超过本金，唯独公廨钱例外。如果借款人死亡，由其子嗣来还，子孙又亡，由其亲族旁支来还，没有亲族保人，乡亲还。
总之，钱是一定要连本带利还的。
经营公廨钱的人叫做“捉钱史官”，李渊、李世民最初设“捉钱史官”，目的是安排富余官吏。但他们没想到，“捉钱史官”不厚道，自己经营高利贷，却用官府渠道来追索，官府也没有办法禁止。而且，公廨钱利息是用来发官吏薪水的，事关自己福利，确实是要当做大事来抓的。
隋唐两代，公廨钱业务停了又开、开了又停，始终也没真正停止。
高利贷的新业务
唐朝有很多关于民间信贷的律令，看了以后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朝廷虽然自己开办高利贷业务，却不准个人、寺院放高利贷；第二，第一条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民间高利贷与以前没什么太多的区别，但利息相对比南北朝要低很多。
唐朝中晚期，新业务出现了。
初唐，高利贷客户大多是农民、商人，中晚期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客户——官员。这种业务在史籍里有个专有名词，“京债”。所谓京债，就是放款给在京新选官吏，待他们到任后归还。
这实在不是好主意，有钱，谁也不会借高利贷，还钱自然靠贪污。
更离谱的是，很多借款人是节度使，也就是封疆大吏。他们借的钱岂能是小数（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动辄亿万，然后得之），他们又岂能仅是个把恶霸，更何况从当时的借据判断，利息高得实在是离谱，月息在10~20分。
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客户是地方富户，这种业务没有一定之规，但有一条原则是确定的：
诈骗。
要说也简单，就是骗富户欠下债务，然后以极高的利息搞得人倾家荡产，回报极高，而且还款来源有保证，就是手段不够光明磊落。
《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刘钥匙是一个富户，因为他用钥匙开家里的任何一个箱子都会看到满箱帑藏，于是就被高利贷者惦记了，高利贷者故意借给刘钥匙一笔钱，很多年都假装忘记了。多年后，忽然有一天光临刘钥匙家，并取出借据。很可怜，刘钥匙的家财都归债主了。虽然《太平广记》没有描绘收债时的情景，如果说没使用武力，鬼才信。
世界上有很多骗子，靠钱骗钱的最可恨。
此时，借贷已经不再是信用，而是抢劫。更可耻的不是骗人，骗人最多让一家人跳楼，骗国家却会让一个民族失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这个图景我们将在现代部分见到，只是结局也更为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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