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温柔敦厚而不愚”

如何理解“温柔敦厚而不愚”

古人对“温柔敦厚而不愚”较早的权威性阐释，见于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孔颖达强调的是：因为在上者深达于《诗》之义理，所以以《诗》教民而能使民“不愚”。然而，从《礼记·经解》整段话来看，孔子是在讲六经的“受教者”、“习《诗》者”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以及对此的有关评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深于《诗》者”的主体显然都是指习《诗》者，而孔颖达的阐发，却无端地多出了“在上”二字，亦即多出了“教《诗》者”这个主体，从而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不愚”，在涵义上偷换成了“使……不愚”，这显然是不符合文本原意的。

当代学者多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愚”解释为“直言获罪”，如黄珅先生说：“对一般人来说，‘愚’即徒以直言获罪，而无补于事。”（见黄珅《“温柔敦厚”析》一文，载《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张毅先生也说：“敦厚是老实，‘愚’指过分老实而以直言获罪，有失礼处。”（见张毅著《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笔者认为，把“愚”解释为直言获罪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

首先，“温柔敦厚”到某种极端而生出偏弊，其表现形态只会是过于柔懦、一味顺承，而非直言敢谏。胡适先生在《说儒》一文中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他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原’是谨愿，乡愿是一乡都称为谨愿好人的。”（胡适：《说儒》，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82－83页。）孔子强调“《诗》之失愚”，显然是要防止“温柔敦厚”趋向某种极端化，即过于温恭顺从。苏轼《上富丞相书》中曾说“刚健而不为强，敦厚而不为弱”，也指出“刚健”的极端化是强梁，而“敦厚”的极端化是软弱。

其次，联系周代的用《诗》实践来看，乐师的诵谏、公卿大臣的以《诗》讽谏，仅仅是一种基于伦理文明的柔化处理方式，决不是要走向直谏的反面。事实上《诗经》里就有不少相当质直的谏诗，《小雅·节南山》末章，诗人明言“以究王讻”；《大雅·卷阿》谓“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圭、璋都是有棱有角的礼器，诗人以此为喻，赞扬贤臣良士可为四方典则的美好品格。《大雅·烝民》篇赞颂宣王时的大臣仲山甫“柔嘉维则”，“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御”。《大雅·崧高》篇谓“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如圭如璋”、“则”、“刚”、“直”等，都可以视为对“柔”的制约，以免过于柔懦之弊。

再次，《礼记·经解》所言“《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如果我们用春秋时期普遍存在的“忠”的观念加以观照，更容易让人理解其涵义。春秋时期，“忠”的观念甚为流行，人们常将“忠”视为统治者对人民、社稷尽心尽责的态度。《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云：“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左传·襄公十四年》君子谓子囊“……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都表明这一点。具有“忠”德的人会从对国家、百姓负责的态度出发，对君主之过失予以直谏，甚至是尸谏，并不恪守温柔敦厚的讽谏之法。相反，那些过于柔顺、毫无己见的臣子，常会受到质疑与指责（如《左传·成公二年》君子谓华元、乐举“不臣”）。《论语·为政》篇记孔子强调“君子周而不比”，《易传·序卦》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均明确反对臣下苟合取容的态度。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若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愚”理解为“直言获罪”，显然是不恰当的。

综上所述可知，“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愚”，当指习《诗》、用《诗》者对君主过于柔和顺从、失去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的心理状态。强调“不愚”，是为了防止过柔之弊。“温柔敦厚而不愚”是周代中和、中庸观念的某种体现，它与“柔而立”（《尚书·皋陶谟》）、“温而厉”（《论语·述而》）、“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涵义有相近、相通之处。“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诗》教观念，通过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代表人物而得到弘扬，表现为对“道统”的某种坚
守。

智者

事业有成哪就是不愚，

好品质，大智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