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里大学的 内容？？

四书五经里大学的 内容？？

《大学》“三纲领”与“八条目”应为一个整体，这是理解《大学》的关键。“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而言，而“止于至善”则是指“明明德于天下”，即天下人皆能修其身。朱熹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这可以由郭店竹简及《大学》的思想得到证明。“八条目”以修身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四项乃是修身的工夫，它与后者是一种交叉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关系，“八条目”严格说来应为“四条目”；
《大学》强调“以修身为本”，主张由修身达到天下的平治，这种由“内圣而外王”的实践方法显然直接影响到孟子，而与荀子关系不大。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於掌。诗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孟子·梁惠王上》）以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正是对前者的发展；荀子虽然也讲修身，但他所谓的修身主要是通过实践外在的礼仪来完成，是由“立外王而成就内圣”（20），与《大学》思路并不相同；
《大学》讲“正心”，以“正心”为修身的主要手段，而“正心”又包括“诚意”与“致知”两个方面，“诚意”由内而外，“诚于中，形于外”，表现为内在自觉活动；而“致知”前面说过，主要是对礼的知，它由外而内，以外在的“知”（礼）使心得到充实、安顿；
《大学》的心似具有道德心与认知心的双重内含，前者影响了孟子，后者则启发了荀子；
《大学》以“明明德于天下”为“至善”，把最高的价值追求落实在天下每个人的“明德”之中，使其内在化、精神化，这显然与思孟一派关系密切，而与荀子重视外在的制度礼仪，以“礼义法度”为最终的归宿有所不同；
《大学》的思想虽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但就其思想的主要性格而言，似与思孟一派关系更近，将其看作思孟学派的一个环节可能更为合适。

一、四书——《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四书五经》之《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四书五经》之《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四书五经》之《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四书五经》之《孟子》：《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 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二、五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四书五经》中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四书五经》之《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四书五经》之《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四书五经》之《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四书五经》之《礼记》：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四书五经》之《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管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给你讲些主要内容算了
《大学》“三纲领”与“八条目”应为一个整体，这是理解《大学》的关键。“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而言，而“止于至善”则是指“明明德于天下”，即天下人皆能修其身。朱熹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这可以由郭店竹简及《大学》的思想得到证明。“八条目”以修身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四项乃是修身的工夫，它与后者是一种交叉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关系，“八条目”严格说来应为“四条目”。《大学》的思想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的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但其主要还应属于思孟一系。
首先，《大学》强调“以修身为本”，主张由修身达到天下的平治，这种由“内圣而外王”的实践方法显然直接影响到孟子，而与荀子关系不大。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於掌。诗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孟子·梁惠王上》）以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正是对前者的发展；荀子虽然也讲修身，但他所谓的修身主要是通过实践外在的礼仪来完成，是由“立外王而成就内圣”（20），与《大学》思路并不相同。
其次，《大学》讲“正心”，以“正心”为修身的主要手段，而“正心”又包括“诚意”与“致知”两个方面，“诚意”由内而外，“诚于中，形于外”，表现为内在自觉活动；而“致知”前面说过，主要是对礼的知，它由外而内，以外在的“知”（礼）使心得到充实、安顿。《大学》的心似具有道德心与认知心的双重内含，前者影响了孟子，后者则启发了荀子。
还有，《大学》以“明明德于天下”为“至善”，把最高的价值追求落实在天下每个人的“明德”之中，使其内在化、精神化，这显然与思孟一派关系密切，而与荀子重视外在的制度礼仪，以“礼义法度”为最终的归宿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大学》的思想虽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但就其思想的主要性格而言，似与思孟一派关系更近，将其看作思孟学派的一个环节可能更为合适。

书名:大学 作者:不详(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
经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传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
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
子必诚其意。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
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
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
“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
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
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
此谓知本”。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X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
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
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
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
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
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
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
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
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
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
乎身不怒，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
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
“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
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
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
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
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
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鉴于
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
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
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
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
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
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
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
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
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
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
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