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闻一多的《关于儒、道、匪》

求闻一多的《关于儒、道、匪》

关于儒·道·土匪

　　医生临症，常常有个观望期间，不到病势相当沉重，病象充分发作时，正式与有效
　　的诊断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病人方面，往往愈是痼疾，愈要讳疾忌医，因此恐怕非等
　　到病势沉重，病象发作，使他讳无可讳，忌无可忌时，他也不肯接受诊断。
　　事到如今，我想即使是最冥顽的讳疾忌医派，如钱穆教援之流，也不能不承认中国
　　是生着病，而且病势的严重。病象的昭著，也许赛过了任何历史记录。唯其如此，为医生们
　　下诊断，今天才是最成熟的时机。
　　向来是“旁观者清”，无怪乎这回最卓越的断案来自一位英国人。这是韦尔斯先生观
　　察所得：

　　“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人类的命
　　运》）

　　为了他的诊断的正确性，我们不但钦佩这位将近八十高龄的医生，而且感激他，感
　　激他给我们查出了病源，也给我们至少保证了半个得救的希望，因为有了正确的诊断，才谈
　　得到适当的治疗。
　　但我们对韦尔斯先生的拥护，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我认为假如将“儒家，道家，
　　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这个但没有损害韦氏的原意，
　　而且也许加强了它，因为这样说话，可以使那些比韦氏更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感着更
　　顺理成章点，因此也更乐于接受点。
　　先讲偷儿和土匪，这两种人作风的不同，只在前者是巧取，后者是豪夺罢了。“巧取
　　豪夺”这成语，不正好用韩非的名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来说明吗？而所谓侠者不
　　又是堕落了的墨家吗？至于以“骗子”代表道家，起初我颇怀疑那徽号的适当性，但终于还
　　是用了它。“无为而无不为”也就等于说：无所不取，无所不夺。而看去又像是一无所取，
　　一无所夺，这不是骗子是什么？偷儿，骗子，土匪是代表三种不同行为的人物，儒家，道家，
　　墨家是代表三种不同的行为理论的人物，尽管行为产生了理论，理论又产生了行为，如同鸡
　　生蛋，蛋生鸡一样，但你既不能说鸡就是蛋，你也就不能将理论与行为混为一谈。所以韦尔
　　斯先生叫儒家，道家和土匪站作一排，究竟是犯了混淆范畴的逻辑错误。这一点表过以后，
　　韦尔斯先生的观察，在基本意义上，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就历史发展的次序说，是儒，墨，道。要明白儒墨道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病，我
　　们得从三派思想如何产生讲起。
　　由于封建社会是人类物质文明成熟到某种阶段的结果，而它自身又确乎能维持相当
　　安定的秩序，我们的文化便靠那种安定而得到迅速的进步，而思想也便开始产生了。但封建
　　社会的组织本是家庭的扩大，而封建社会的秩序是那家庭中父权式的以上临下的强制性的秩
　　序，它的基本原则至多也只是强权第一，公理第二。当然秩序是生活必要的条件，即便是强
　　权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尤其对于把握强权，制定秩序的上层阶级，那种秩序更是绝对
　　的可宝。儒家思想便是以上层阶级的立场给予那种秩序的理论的根据。然而父权下的强制性
　　的秩序，毕竟有几分不自然，不自然的便不免虚伪，虚伪的秩序终久必会露出破绽来，墨家
　　有见于此，想以慈母精神代替严父精神来维持秩序。无奈秩序已经动摇后，严父若不能维持，
　　慈母更不能维持。儿子大了，父亲管不了，母亲更管不了，所以墨家之归于失败，是势所必
　　然的。
　　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于是秩序便愈加解体了。
　　秩序解体以后，有的分子根本怀疑家庭存在的必要，甚至咒诅家庭组织的本身，于是独自逃
　　掉了，这种分子便是道家。
　　一个家庭的黄金时代，是在夫妇结婚不久以后，有了数目不太多的子女，而子女又
　　都在未成年的期间。这时父亲如果能够保持着相当丰裕的收入，家中当然充满一片天伦之乐，
　　即令不然，儿女人数不多，只要分配得平均，也还可以过得相当快乐，万一分配不太平均，
　　反正儿女还小，也不至闹出大乱子来。但事实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儿女太多，又都成年了，
　　利害互相冲突，加之分配本来就不平均，父亲年老力衰，甚至已经死了，家务由不很持平的
　　大哥主持，其结果不会好，是可想而知了，儒家劝大哥一面用父亲在天之灵的大帽子实行高
　　压政策，一面叫大家以黄金时代的回忆来策励各人的良心，说是那样，当年的秩序和秩序中
　　的天伦之乐，自然会恢复。他不晓得当年的秩序，本就是一个暂时的假秩序，当时的相安无
　　事，是沾了当时那特殊情形的光，于今情形变了，自然会露出马脚来，墨家的母性的慈爱精
　　神不足以解决问题，原因也只在儿女大了，实际的利害冲突，不能专凭感情来解决，这一层
　　前面已经提到。在这一点上，墨家犯的错误，和儒家一样，不过墨家确乎感觉到了那秩序中
　　分配不平均的基本症结，这一点就是他后来走向自由行动的路的心理基础。墨家本意是要实
　　现一个以平均为原则的秩序，结果走向自由行动的路，是破坏秩序。只看见破坏旧秩序，而
　　没有看见建设新秩序的具体办法，这是人们所痛恶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的，秩序是生活的
　　必要条件。尤其是中国人的心理，即令不公平的秩序，也比完全没有秩序强。
　　这里我们看出了墨家之所以失败，正是儒家之所以成功。至于道家因根本否认秩序
　　而逃掉，这对于儒家，倒因为减少了一个掣肘的而更觉方便，所以道家的遁世实际是帮助了
　　儒家的成功。因为道家消极的帮了儒家的忙，所以儒家之反对道家，只是口头的，表面的，
　　不像他对于墨家那样的真心的深恶痛绝。因为儒家的得势，和他对于墨道两家态度的不同，
　　所以在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中，道家还能存在，而墨家却绝对不能存在。墨家不能存在于士大
　　夫中，便一变为游侠，再变为土匪，愈沉愈下了。
　　捣乱分子墨家被打下去了，上面只剩了儒与道，他们本来不是绝对不相容的，现在
　　更可以合作了。合作的方案很简单。这里恕我曲解一句古书，《易经》说“肥遁，无不利”，
　　我们不妨读肥为本字。而把“肥遁”解为肥了之后再遁，那便是说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
　　捞得肥肥的，然后撤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
　　——这当然是对己最有利的办法了。甚至还用不着什么实际的“遁”，只要心理上念头一转，
　　就身在宦海中也还是“遁”，所谓“身在魏阙，心在江湖”，和“大隐隐朝市”者，是儒道合
　　作中更高一层的境界。在这种合作中，权利来了，他以儒的名分来承受，义务来了，他又以
　　道的资格说，本来我是什么也不管的，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在这种情
　　形之下，称他们为偷儿和骗子，能算冤曲吗？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些古语中所谓王侯如果也包括
　　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家，便更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精神。事实上成语中没有骂到道
　　家，正表示道家手段的高妙。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
　　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韦尔斯先生列举三者时，不称墨而称土匪，也许因为外国人到中
　　国来，喜欢在穷乡僻壤跑，吃土匪的亏的机会特别多，所以对他们特别深恶痛绝。在中国人
　　看来，三者之中，其实土匪最老实，所以也最好防备，从历史上看来，土匪的前身墨家，动
　　机也最光明。如今不但在国内，偷儿骗子在儒道的旗帜下，天天剿匪，连国外的人士也随声
　　附和的口诛笔伐，这实在欠公允，但我知道这不是韦尔斯先生的本意，因为知道在他们本国，
　　韦尔斯先生的同情一向是属于那—种人的。
　　话说回来，土匪究竟是中国文化的病，正如偷儿骗子也是中国文化的病。我们甚至应当
　　感谢韦尔斯先生在下诊断时，没有忘记土匪以外的那两种病源——儒家和道家。韦尔斯先生
　　用《春秋》的笔法，将儒道和土匪并称，这是他的许多伟大贡献中的又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