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中的传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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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的民族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由于各民族的文化源自不同的环境、生产方式与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从而五彩缤纷斑斓多色，不能也不应强求一致。“民族共同体”包括特有的民族文化、习俗传承与特殊的经济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等，这也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所在。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特征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到先进民族和外来经济文化的，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性，也表现为本民族经济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发展。因而在民族上经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这些都积淀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这就是笔者多年来反复重申的“经济文化一体性”。坦率地说，笔者对于民族经济问题的关心，即源自最具这种“一体性”或“关联性”的专业——经济思想史的学理特质。

　　　诚然，“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与“文化化”或“全球化”相伴而行，也同“本土化”、“民族化”交织互动。在WTO框架下，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有“全球化”的牵引，也有保持其民族特性与传承的需要。在全球化大潮冲击之下，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如何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是必须认真研究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如经济学中“短线决定论”所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不能只看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现代化是不完善的。在全球化大潮中，地区也好、民族也罢必将卷入时代的巨流。如果不使民族区域和区域内的民族两者的经济文化都能适应发展而又保持民族特性，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很难良性、健康而全面地发展，而且区域经济还会导致新的“非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消除民族个性的“同化”，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与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经济特性之间应当能够走出并存互促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本身，而且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以至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基础都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脱离了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难有重大的突破。

“新发展观”要求我们不能只看经济数字不顾及自然和谐，只讲发展不谈代价。笔者认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并以之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是两大沉重代价，一是文化价值的失衡，包括道德、情感、观念、习俗等；二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包括资源、物种、植被、气候等。当“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之后，文化失衡问题似乎还未提升到“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强调“新发展观”，关键应当将上述两大代价限制或降减到最低，不可偏废；而民族经济学与这两者都直接相关，从而具有促进和践履“新发展观”的学理价值，这也就赋予了对这门新兴学科特殊的时代意义。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民族经济的关系十分紧密，因为西部不仅是落后地区，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这也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契机。开发必须注意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不能不考虑民族经济文化自身的个性与特点，不加区别的“开发”很难成功，更难健康发展，这已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千年发展史所证明；用同一个模式来“开发”不同的民族或区域，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正如强调生物多样性一样，也不应忽视民族经济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这在“全球化”、“一体化”时代尤为重要。笔者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以西部开发为中心了以往发展模式的缺憾，，探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必须注重区域与民族发展非均衡的差异与代价，提出联系民族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我国秦汉以来漫长的西部开发史，特别是1949年以来三次开发高潮进行重点分析，提出应结合民族经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来考虑西部开发问题，并试图通过探寻具体实施方略的可行路径，诸如将西部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资源等，以促进大开发进程中民族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创新。

在全球化的今天，西部大开发、民族现代化都不能忽视历史的经验教训。无论是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还是新发展观的理论阐述，都不能仅仅驻足于注重生态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忽视民族经济文化的传承性与多样性，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密不可分性。正如人类文明大体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类一样，人的需求在衣食无忧之后，精神与文化需求必然提上日程；而对于精神及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挑战“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同样为民族经济学提供了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