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巢谷传的原因？

作者写巢谷传的原因？

作者与巢谷是同乡，小时候就认识他，了解他的志向节操，是个可以托付危急之事的人。在作者贬官遇难时，士大夫都避忌和作者交往，往日的亲友没有再互相联络。只有巢谷慷慨激昂，徒步拜访作者。所以作者写此传的用意是知巢谷之贤，扬巢谷之名，斥世俗之风。
《巢谷传》作者苏辙，这篇人物传记写一位忠于友情的笃诚君子巢谷。首写巢谷弃文习武，已使人觉谷与众不同；次写谷与熙河名将韩存宝的金石之交，韩因罪“自料必死”，托巢谷以后事，谷“即变姓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人无知者”，后写巢谷与苏辙兄弟的交谊。当他们青云直上时，“谷浮沉里中，未尝一见”，而在他们远谪岭南时，谷却自眉州“万里步行”相访，结果死于途中。

巢谷与苏轼是同乡，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又是好朋友。苏轼、苏辙兄弟在朝做官时，巢谷在家乡做事，彼此没有太多来往。绍圣初年，苏轼、苏辙被朝廷贬官，亲朋好友害怕牵连，纷纷避而远之，巢谷得知后，“慨然自眉山诵言徒步访两苏”，“闻者皆笑其狂”。
后来，巢谷果真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先是徒步到达梅州，看望了苏辙，然后他不顾苏辙的劝阻，又以73岁高龄和一身病体南下海南，欲见苏轼，结果行程未半，便病死在途中。巢谷在苏氏兄弟处于困境时不忘旧情，2楼
《巢谷传》是苏辙的一篇著名传记。苏辙一生只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传记，却都能曲尽情貌，刻画入微。姜夔《白石诗说》曾曰：“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这段话用来评价苏辙的这篇文章也很贴切。《巢谷传》，就庶几达到了姜夔所标榜的自然高妙的境界。
巢谷不过一介布衣，既无显赫的功名，亦无惊天动地的事迹，原本注定要被历史遗忘，可是一经苏辙的生花妙笔点染，顿时神完气足，千载之下犹栩栩如生。苏辙在《巢谷传》中介绍了他的三件事情：一是弃文从武、逆时而动；二是冒死完成朋友韩存宝的嘱托；三是在苏氏兄弟政治处境孤危之时，万里步行来见。通过这三件事，体现了巢谷这个人物的平中之奇。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士待遇优厚而武官进阶不易，巢谷又出身诗书之家，却能放弃已有的功名（文中说他“进京举进士”，则身为本州选拔进贡的士子可知），改习武艺，可见他原本就不是追名逐利的俗儒，而是胸怀抱负的奇男子。
习武业成而未能中第，巢谷于是仗剑西游，结交天下豪杰。这一点倒颇像盛唐文人。又“知兵书”、“习蛮事”，可知素有天下志。与韩存宝义结金兰，在朋友危难之际受其嘱托，隐姓埋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终于完成其遗愿，真有古代侠士之风！
从前两件事可知，巢谷是一位侠义尚武、重朋友情谊、“缓急可托”的民间义士，然而第三件事更可看出其义气还不仅仅限于一己之私的小恩小义，更表现为一种政治气节。据考证本文作于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时苏辙贬官循州。自哲宗亲政、新党复出，坚持政治操守、不肯改弦依附当权派的苏辙兄弟就接连遭到政敌的残酷打击，被一贬再贬，政治处境孤危。当时“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据曾枣庄《苏辙年谱》记载，就在前一年（1098），雷州知州张逢因款待苏轼兄弟而被停职。从文中可以看出，巢谷与苏辙原本并无深交，不过是同乡关系，在苏辙兄弟于元佑年间青云直上时，甚至未曾一见。而在苏辙兄弟远谪岭南之时，巢谷不顾七十三岁的高龄和体弱多病，从家乡不远万里赶来探望二苏，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怎么不让苏辙感动！可惜最后夙愿未酬，竟然病死在去儋州的路上。
可谓品德高尚，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也值得颂扬
文中照应巢谷的三件事迹，还三次提到作者对主人公巢谷的三次评价：第一次是在少年时候，“以乡闾故，幼而识之”，“知其志节，缓急可托者也”；第二次是得知巢谷万里来访，作者又惊又喜。经历宦海的升沉，看穿了世道人心的浇薄，苏辙没有想到当世竟然还有这样至诚笃实的君子，所以忍不住感叹“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第三次是在巢谷执意前往海南面见苏轼，结果半路遇劫，终于病死。“予闻，哭之失声，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至此，苏辙对巢谷充满了敬意。随着文意的层进，作者对主人公巢谷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深。
文章最后部分，作者将巢谷比作古代君子高恭，这个典故用得十分耐人寻味。高恭是春秋末赵国赵襄子的臣子，在晋阳被围全城告急之时，仍能执人臣之礼，事襄子恭谨如初。危机过后，襄子特别表彰了他的忠义。苏辙说：“谷于朋友之义，实无愧高恭”。这句话当然可以理解为苏辙赞赏巢谷在危难时刻对朋友的不离不弃，但同时可能还包含了作者更深一层的含义。
巢谷与苏辙素无交往，大约只是神交已久，心中倾慕罢了，而能于二苏蒙难时只身探望，则多半是因为仰慕二苏的政治气节。苏轼立朝，如他自己所说“多不随人”；《宋史》里评价苏辙是“君子不党”，二人也都因不随人作计依附他人而在政治上屡受打击。巢谷钦佩的大约正是他们的这种政治操守吧。考巢谷曾经在苏轼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时为其二子老师，那时也正是苏轼难中。所以，苏辙称赞巢谷之“义”，决不是知恩必报而不问是非的江湖义气，而是指“忠义”的气节。所以苏辙才会把他比作古之君子高恭。
孔子《论语》中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义”是士人的道德基石，“君子义以为上”。而苏辙也正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巢谷，认为他是儒家所说的真正的君子。
苏辙对巢谷的品德才能非常敬佩、而对他一生的遭遇则是充满同情的，即下文说到的“惜其不遇”。像巢谷这样一位品行出众、智勇双全的人物（这一点从存宝邀谷至军中问策可知），本该是朝廷的忠臣、国家的栋梁，却被弃置江湖、埋没草野，才华品格不为人知，岂不悲夫？！所以此文的立意还不仅是旌扬一位君子这么简单。在苏辙的眼里，巢谷的命运其实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这就是黄钟毁弃、珠玉沉埋的悲剧，是千里马不逢伯乐、和氏璧无人赏识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又是几千年来不遇文人共同的悲哀。“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这是那个专制时代文人实现报国志向和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可是个人命运又有多少是能由自己决定的呢？
所以这篇文章的主旨最终落在了士人不遇的问题上。巢谷的瑰才奇行虽遇于“我”，“我”却“无力发之”，而“我”之不遇于朝廷，耿耿忠心又何由表白？此文由感叹巢谷的人生悲剧推及苏氏兄弟自身的悲剧，感情尤其沉痛。在写作上也取得了“圈晕”的效果，手法是非常纯熟自然的。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对比苏轼、苏辙的文章风格时说：“中书（苏轼）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仰其高。补阙（苏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自知也。”（《淮海集》卷30）知其高妙而不知其所以高妙，看似平淡却又回味无穷，这就是苏辙行文的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