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老子和庄子的学说

如何评价老子和庄子的学说

老子和庄子在道论的许多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在结论上，在社会观和政治归结方面，老庄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庄子认为生死齐一，无就是有，有就是无，实则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其意常超出生死有无之上。及其末流，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故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因而有与世同波、安时处顺一说，老子认为天道无为，实则无为无不为并重。《道德经》上下两篇，一曰道，一曰德，德者得也，两篇中一半篇幅是在讨论"得"。"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用心乃在不去。庄子在社会观方面，只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所谓"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恢恢乎其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其精义为艺术论。老子在社会观方面是一种独特的治世哲学，所谓"反者道之动"，"负阴而抱阳，知雄而守雌"，"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章、二十八章、四十三章。)，其精义合于兵法。《庄子·知北游》："光耀曰：'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以至此哉!'"对于绝对知识的追求如同飞蛾扑火，有一去不复返之势，在抽象思辨的本体论方面长足进取，一贯到底。而老子在本质上则是致用的。老子说："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行文常以圣人称，如侯王之说策。致用治世和消极处世，这是老子和庄子的最大差别，也是老子所以能先于儒墨诸家而与秦及汉初的政治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早期道家学说在社会政治实践上共有三条出路。其一是老子的"无为而治"。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战国汉初又称为"君人南面之术"、"黄老道德之术"。汉初，儒学也称为"儒术"，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与儒学同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其二是庄子的齐生死和归根，认为人生的意义是被动的，生如得死如丧，因此要安时处顺。这基本上是指人的生命价值而言，是一种人生观，而不涉及社会政治因素。其三是庄子的随波逐流，要求人要因俗、因众，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一种消极处世的社会观。此外，在秦汉以后又有道教和方士，在人生和社会实践上主张养生、长生，有符录、内外丹等方法流派，但都已不是早期道家的本意。
　　在道教和方士的人生社会实践中，又以养生和长生最为原始。司马谈《六家要指》也说道家"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弊，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后世因而有道家惜命一说。但庄子已明说："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形养之人，""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老子也说："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认为抽象道论中的道超出形体的生死之上，抽象道论上的意义大于生物和生理上的意义。《南齐书·高逸传》载《正二教论》说："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教谓长生不死，名补天正，大乖老之本义。"钱钟书《谈艺录》说："然释氏末流亦言天堂地狱，修福而不修慧，以较道家末流之言不死飞升，养生而不达生，宜如同浴者不得相讥裸裎。"罗大经《鹤林玉露》引老子大患有身、庄子姬艾之泣、髑髅之对，以证道释一致不悖说："而方士炼丹形解，适与老庄背道而驰。"并以欧阳修"道家贪生，佛家畏死"之言为非。钱钟书、罗大经等人的见解都是很正确的。
　　早期道家哲学在道论包括认识论、古代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本体论方面基本一致，但是在人生体验和社会政治实践的出路上却存在较大的分歧。何以如此，原因即在于不同的实践主张引申自道论的不同层次。
　　道家在逻辑思维形式上有"相反相成"和"大象无形"两种高低不同的层次。相反相成是两个相反相成的概念互相对立，比如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等。大象无形是绝对的独立自存的概念，具有最大范围的内涵和外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相对称的概念与之对应，没有任何概念与之相参照，以致于这个概念本身也无名无形。这个概念比如称作"大方"、"大器"、"大音"、"大象"、"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辩"等等。老子再三论述的"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中的"翕"与"张"，"弱"与"强"，"废"与"兴"，"夺"与"与"，和"曲则全，枉则正"中的"曲"与"全"，"枉"与"正"，"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的"柔"与"坚"等等，都是属于相反相成的层次中的成对的概念。老子在哲学本体论上虽然有道论的形而上学的成就，但是在政治观和社会观上，却很大程度地引申于较低的相反相成的层次。所以司马谈、司马迁都是一面说老子的道论最难理解，一面又评价老子的政治主张最为简易可行。司马谈《六家要指》说：道家"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著书称微妙难识"。又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原因即在于此。
　　庄子主张"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所可用乃为予大用"，庄子的人生追求是要求与"大象无形"的绝对概念相一致。老子多言阴阳，庄子多言有无。阴阳是相互对应的一对概念，二者互为消长。有和无不仅是相互对应，而且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二者异名同实，各自代表着抽象思辨中的不同环节。阴阳是宇宙构成的概念，有无是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老子注重阴阳对立概念的倚伏变化，其结果自然是要倾向为一种人道实践的策略方术。而庄子执着于本体论上的一贯追求，其结果也只有以牺性人的独立人格和人生实践为代价。《庄子·天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人之于道，如同器物之于大冶造化，须怀着十分的恭敬，谨慎郑重，决不可以任意。
　　老子和庄子虽然有极为相同的道论、认识论和逻辑推理，虽然同为早期道家的哲学大师，但是在社会实践方面，却有着不同层次的引申，有着方向相反的哲学目的和社会观。老、庄虽同为道家大师巨匠，但如从人道和政治实践的角度予以划分衡量，二人却要属于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想体系。老子与早期儒家以及其他先秦诸子趋向一致，而庄子则独立于诸子百家之外。

常言道：“入世用儒，出世用道。”，可见道家学说对国人思想的影响力之大。经过2000年的文化融合与思想沉淀，道家思想已经深深的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之中。而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当首推庄子。
庄子生活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周王朝已名存实亡，诸侯纷争，战事频繁，民不聊生。大批有识之士著书立作，广泛宣扬自家学说，上开宗立派、游说国君，下周游列国、布道百姓。彼此之间的相互唇攻笔伐又促使了各家学派的思想学说的发展。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文明所谓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说过，公元前一千年内，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和雅典、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周围、恒河流域的印度和黄河流域的中国四个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那时的中国，就处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庄子说的，“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庄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道”“一”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天”“人”哲学理念，这奠定了日后道家门派的哲学思想、宇宙观及人性观的根基，也同时奠定了庄子在我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