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为人处事典型事例一则

中国古代文人为人处事典型事例一则

初平元年（190年），荆州刺史王叡为孙坚所杀，董卓上书派刘表继任。由于当时江南宗贼甚盛，袁术屯于鲁阳，手下拥有所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为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县长，各据民兵而于当地称霸。导致刘表无法直接上任，于是他匿名独身赴荆州，方才得以上任。刘表至荆州，单马进入宜城，与延中庐县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等共谋大略。刘表问道：“此间宗贼甚盛，群众不附，袁术因而取乱，祸事如今已至了啊！我希望在这里征兵，但恐其不能聚集，众位有何对策呢？”蒯良道：“群众不附的原因，是出于仁之不足，群众依附而不能兴治的原因，是出于义之不足；如果仁义之道能行，则百姓来归如水势之向下，何必担忧来者之不从而要问兴兵之策呢？”刘表又问蒯越，蒯越说：“治平者以仁义为先，治乱者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能得其人。袁术为人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一勇之武夫，不足为虑。宗贼首领多贪暴，为其属下所忧。我手下有一些平日具备修养的人，若遣去示之以利，宗贼首领必定持众而来。使君便诛其无道者，再抚而用其众。如此一州之人，都乐于留守此州，得知使君为人有德，必定扶老携弱而至。然后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袁术等人虽至，亦无所能为了。”刘表叹道：“子柔（蒯良字）之言，可以说是雍季之论。异度（蒯越字）之计，可以说是咎犯之谋。”便让蒯越派人诱请宗贼五十五人（《后汉书》载十五人）赴宴，将其全部斩杀，一并袭取他们的部众。只有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守襄阳，刘表乃使蒯越与庞季单骑前往将其说降。荆州的郡守县长听说刘表威名，大多都解下印绶逃走。至此，刘表控制了除南阳郡外的荆州七郡，理兵襄阳，以观时变。
夸奖蒯良，却使用蒯越的建议，这是一种极高明的领导方法。刘表引用的雍季之论和咎犯之谋是春秋典故，与此事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