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国政治文化

三国时期蜀国政治文化

蜀汉政律《蜀科》由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所编列。後来，刘备逝世，继位的刘禅幼小，政策多由诸葛亮所主持。在朝内制定八务、七戒、六恐、五惧，训诫大臣；而朝外风气清廉，法家思想治蜀地，人心不乱，使蜀中政事、民事都能成功进行。
　　当时实行安抚百姓，展示法度规范，约制官职，严格遵从权制，广开诚心，公平行事；做到尽忠益的人虽有错，必定赏赐。犯法怠慢的人虽是亲人，但都惩罚；如能顺从惩罚，虽重罪仍会得释、巧言令色的人，虽轻罪仍会受重罚；而且刑政虽严峻，但都无人怨恨。
　　诸葛亮死後，蒋琬、费禕、董允等都继续诸葛亮的政策；不过後来刘禅宠信宦官黄皓，并开始相信鬼神之说，令朝政渐下；尽管如此，至蜀汉灭亡为止，国家政风仍算清廉，官吏约四万人。
　　蜀汉政权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刘备率领的原来以荆襄为基本的势力，与长期居住在益州的本土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蜀汉的重要军政职位，从刘备建国开始就以原班人马为绝对主导，如：诸葛亮、魏延等，而刘璋旧部尤其益州本地世族很少得到重用，即使如李严一样得到托孤重任，仍然免不了被罢官的下场。即使到了政权后期，掌权的大臣诸如蒋琬、费祎等仍然是外地人才，而主将姜维甚至是魏国降将。得不到本地世族的广泛支持，造成蜀汉中后期人才匮乏，在早先由刘备带领的人物逐个去世后更为明显，以至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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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蜀汉政治的分期 刘备集团自建安十九年（214）攻占益州到炎兴元年（263）蜀汉灭亡，共50年。在这50年中，诸葛亮治国约20年，可以视为蜀汉政治的前期，也是其最辉煌的时期；接着蒋琬、费祎执政约20年，他们并无变革，保持了蜀汉政治前期主要优点，但也留有隐患，这一时期可视为蜀汉政治的中期；蜀汉政权的最后10年，陈祗、黄皓乱政，位高权重如大将军姜维也岌岌可危，朝政混乱，迅速灭亡。这三个时期中尤其是蜀汉的前期和后期之间，政治状况有着明显的差异。将其分别进行研究，有助于把握不同时期政治状况。 蜀汉前期 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后虽然并未立即建立封建王朝，但政权实际是存在的，同时也马上着手对这一地区进行治理。从占领益州时起，至蜀汉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去世，共约20年。建兴元年（223）以前，诸葛亮虽说是刘备的助手，但由于刘备经常征战在外，因而在治国方面诸葛亮仍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受托孤遗命辅佐后主，“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治国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吏治良好，既有效控制了益州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也得到其支持。 蜀汉中期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234～254），他们治国“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①]继续保持了社会的安定，注意维护与益州士族的关系。可以说，这一时期蜀汉政治状况与前期大致相同；但是，费祎对奸佞陈秖的提拔和纵容，为日后陈秖、黄皓的弄权乱政，留下了祸根。这是蜀汉的中期。 蜀汉后期 自244年年初费祎遇刺身亡后，蜀汉政治发生了很大改变。陈祗把持朝政，宦官黄皓与之“互相表里”，操弄权柄，位高权重如大将军姜维竟至不敢回朝议事，惟拥军在外以自重；政治的昏暗也引起社会的动荡，益州士族由于自己应有利益得不到封建王朝的保护，对蜀汉政权的存亡也漠不关心。于是263年魏军攻入益州，蜀汉迅速灭亡。这10年，可视为蜀汉的后期 蜀汉政治的基本状况 1、“威之以法”和“以德治国” 蜀汉前期，诸葛亮的治国方略取得了很大成功。概括地说，诸葛亮的治蜀，一方面严格执法以建立和恢复封建秩序，成功地安定了社会；同时又注意以德治国，从而培养社会的正气。诸葛亮治国刑礼并重，既主张“威之以法”，用法治手段去拨乱趋治；也注重“治世以大德”，用教化去改变社会风尚。 诸葛亮制定法令，科教严明，以法治迅速确立了蜀汉政权的权威，恢复了社会的安定，达到了“强不侵弱”；他赏功罚罪，执法公平，维护了吏治的勤政清廉。他以法治国，“威之以法”，是针对当时益州法纪废弛、秩序混乱而采取的拨乱趋治的有力手段。 刘备、诸葛亮入蜀前，刘焉、刘璋父子俩先后统治益州20多年。由于未能严肃执法，因而这20多年里益州“威刑不肃”，法纪废弛，乃至“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益州豪强的为所欲为，必然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②]因而诸葛亮入蜀后，清明政治、严肃法纪、整顿吏治，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诸葛亮坚决以法治蜀。他执法尚严，“刑法竣急”，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势力目无法纪的嚣张气焰。诸葛亮以法治蜀在刘备集团中也存有争议，例如法正就认为应当缓和外来与益州地主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劝诸葛亮也“缓刑弛禁”，诸葛亮因而作《答法正书》，坚决申明他不照搬成法的态度，坚持审时度势、以法治蜀。  以法治国，首先应当制定和申明法律科条的内容，从而使官吏军民有法可依。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他亲自参与制订了蜀汉的封建法典“蜀科”，在蜀国颁布施行。此外，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训励臣子”，还不厌其烦而叮咛周至，“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③]详细地申明官民必须遵循的法纪禁令：哪些是必须做到的，要“务”些什幺；哪些是应当警戒自己谨慎从事的：要“戒”些什幺；那些是坚决不许做的，应该“恐”、“惧”些什幺。如此清楚而详尽地解释科律和禁令，并反复重申和宣传，自然有利于使人遵从法纪，减少和避免违法犯禁之事。在制订和逐渐完善法令科条的过程中,诸葛亮既充分重视，也亲自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诸葛亮死后数十年，西晋政权曾下令让史学家陈寿整理诸葛亮的著作，编辑为《诸葛氏集》，共24卷，104112字。这部文集在隋朝时就已散佚，内容已无从详知，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载有《诸葛氏集》的目录，其中关涉到以法治国、以法治军内容的卷轶，在该文集的24卷中占了9卷。包括：第七、八卷《综核（上、下）》；第十八、十九卷《法检（上、下）》；第二十、二十一卷《科令(上、下) 》；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军令（上、中、下）》等。诸葛亮驳斥了那些不顾时势而要求“缓刑弛禁”的谬论，制订和不断完善法纪科条，为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法治国，诸葛亮尤其注重执法公平，赏罚必信，无论谁都一视同仁，触犯了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