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权贵有什么态度?

孟子对权贵有什么态度?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诸侯混战的时代，也是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时代。各国国君，有实力的梦想着称王称霸、威服诸侯；没实力的也在寻求着自保、不要被大国灭掉；各门各派，则在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舞台。由于各国混战，生存是第一要务，所以，当时兵家与纵横家为时髦的学说，而孟子极力主张的仁政、重视百姓疾苦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尽管如此，孟子以其个人魅力，让各国国君不能轻视他的存在。

孟子的辩才在当时绝对是属于超一流的，他不仅对答机敏巧妙，还特别善于讲故事，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让对方落入套中。
经过了几年的东奔西走之后，孟子来到了齐国。齐宜王虽然对孟子很尊重，让他担任了客卿，时时与他探讨一些治国的策略，也能听他的一些意见，但毕竟在治国的大政上不用儒家学说。但孟子并不因此而气馁，只要逮着机会就宣扬他的主张。在一次与宣王的闲聊中，孟子由谈论人品开始，不客气的套了齐宣王一下。孟子说：“如果在您的臣子中有人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照顾后自己到楚国去旅游，可是，等他回来后却发现这个朋友根本没有尽到责任，他的妻子儿女在挨饿受冻，对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好回答，宣王干脆地说：“这样的人，怎么能继续当朋友，跟他断绝关系。”孟子又说：“如果在您的朝廷里上级官员不能管理好他的下属，听任他们胡作非为。又应该怎么办呢?”宣王毫不犹豫地说：“罢他的官，让他回家看孩子去。”孟子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国家治理得不好，它的国君或是不理政事，或是没有治国的才能，或是不按正确的方式治理，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宣王没法回答，只好不说话，回过头去与左右其他的人说别的事情了。

当时的魏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争霸战中，屡次战败，只好割地求和。梁惠王想扭转这种局势，称霸诸侯，希望通过好的政策来吸引邻国的百姓，因为人多了，兵源自然就足，兵足了，打仗取胜的可能性就大。可是，实行了一段时间后，却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当孟子来游时，他向孟子请教：“我对于国政，是够用心的了。如果某个地方遇到荒年，我就把那里的一些百姓迁到富庶的地方去，再把粮食运过来。看看别的国家，没有哪个国君像我这样对百姓这样仁慈，可是，他们的国民没有减少，我的国民也没有增多。这是为什么呢?”这本是一个白痴的问题，当然是因为做的不是真正好了，可是，孟子却不能说他是白痴，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作为回答:“您喜欢打仗，我就用战争来说吧。当两军的战斗刚刚打响时，士兵就扔下盔甲拖着武器往回跑，有的跑了五十步后停住，有的跑了一百步后停住。那些跑了五十步的就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没有胆量，这行不行呢?”梁惠王说：“当然不行啊，都是逃跑，怎么能互相取笑呢。”孟子说：“您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也就不要希望您的百姓能比别的国家多了。”看似答非所问，其实又一切都已做了回答。

养浩然正气，不拿权贵当回事
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广揽人才，对士人都是很给面子的，那些希望得到君主赏识的人也积极奔走于各国之间。但既然是求人赏识么，在许多时候，也就只能是放下架子，调整一下观点，在君主面前恭敬顺从了。能够做到始终高昂着头颅，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浑然不把君王当回事的，也只有孟子了。
《孟子·尽心下》中，记载了一段孟子与别人关于如何对待权贵的议论：见了那些大人物，没必要拿他们当回事，不要在乎他们那付高高在上的样子。虽然他们住在宽敞高大的房子里，虽然他们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虽然他们有侍妾几百人，虽然他们常常带着上千辆战车去驰骋打猎，但这些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如果我得志了，就不会那么干。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然都是我不愿意做的，而我的所作所为，又是符合古代礼仪制度的，我为什么要怕他们?为什么要在他们面前低声下气?为什么要改变自己去迎合他们?

孟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见梁惠王时，面对梁惠王不客气的招呼：“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的国家的吗?”孟子也毫不客气地回敬：“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您做什么事都要把利放在第一位进行考虑么?”并滔滔不绝地把梁惠王教训了一通。
在《孟子·公孙丑》中，也记载了孟子对齐宣王的不客气：
一次，孟子正计划去朝见宣王，却赶上宣王派人来对他说：“我本来是该去看望您的，但是我有怕冷的病。不能在外吹风，不知您明天能不能到朝廷来让我聆听一下教诲呢?”于是孟子也派了个人去对宣王说：“大王啊，我很想去看您，可是我不幸生了病，不能到朝廷上去了。”第二天，孟子却不在家里呆着，而是大摇大摆地出门到东郭大夫家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您昨天推说有病，今夭却去吊丧，让宣王知道了不太好吧?”孟子说：“我昨天有病，今天好了啊，为什么不能去吊丧?”说完，便出门而去。

民贵君轻，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意为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基础，是根本，民比君更加重要。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具有民本主义色彩，对中国后世的思想家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