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制度没有出现之前中国是如何选拔官员的？

在科举制度没有出现之前中国是如何选拔官员的？

一、世卿世禄制
这是存在最早的一种体系较为完善的选拔制度，盛行于夏商周时期（也有说是始于春秋时期，夏商周是举荐制度的，观点不一）。这种选拔制度的重点不在选，而在于你是否有一个靠得住的爹。因为这种制度就跟帝王的世袭罔替一样，是父死子继的。父亲做什么样的官，儿子中就有一个人可以被挑选出来做这样的官。除非有特别大的过失。很像明朝时期的国公王爷一样，世袭罔替，与国同休。不过这个世卿世禄的官可不是国公王爷这样的闲职，是真正需要处理政事的，所以如果一个身居高位的权臣摊上一个不争气的儿子，那对于国家来说就等同于一场灾难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弊端，随着时代的发展，该制度最终逐渐被取消。

二、察举征辟制
察举征辟制是汉朝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察举就是指地方官吏在自己的地盘上寻访考察人才，向朝廷举荐，朝廷对举荐的人才授于对应的官职。征辟则是皇帝或者地方长官直接招募人才，跟现在的招聘有些类似。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选官面向全国，不分贵贱，只要有才能就可能成为官员，相对于之前的世卿世禄制确实是一大进步，不过这种制度也有一大漏洞，那便是对人才没有一个考核标准，全凭举荐官员个人的喜恶，甚至在过程中徇私舞弊、谋取私利，后来愈演愈烈，选出来的人才竟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的货色。而且举士和举官不分，没有选举的专职官员，导致最终被淘汰。

三、九品中正制
为了避免察举征辟制中门阀对官员选拔的干预太大，曹丕接受陈群的建议采用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员。九品中正制最大的特点就是设置中正官，专门负责寻访人才。但是中正官都需要朝廷的司徒任命。到了后期，很多中正官都是从朝廷派遣，目的便是加强朝廷对选举的控制，这也是九品中正制设立的初衷。该制度需要对人才进行三方面的考察，即家世、才能、品德，然后根据综合考量来给被考察人定品，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一共九品，根据品流的高低授于不同的官职。
起初，家世只是作为一项参考，权重不大，但晋朝以后，由于该选官制度被大门阀所掌控，就变成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了。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行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主要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了隋朝，大门阀已经成为了威胁皇权的重要势力，为了削弱门阀，打破士族对官职的垄断，才开始施行偏向寒门取士的科举制，使得社会中下层有才能的人得以进入上层，施展自己的才能。

秦统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任”，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吏道即由“吏”(狭义的“吏”，指官府的低级公务人员如“佐”、“史”之类)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罗人才。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焚书”的建议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便几乎垄断了秦仕进之途。
刘邦建立汉王朝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幅员辽阔，国祚长久，自然需要大批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统计，汉朝“吏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么众多的官员显然需要相对稳定的选官制度培养与选拔。
考汉代选官，主要通过吏道与文学两条途径。汉王朝首先创立了察举制度。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大体说来，汉武帝以前，是察举制产生、确立时期；其后则是此制的规范发展时期。
东汉末，由于天下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魏王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别设立大小中正，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作为授官的依据，并对已评定的品级定期予以升降。九品中正制初行时虽有选贤用意，但不久即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隋唐之间发生了祸及天下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在战争中士族主度和门阀势力衰落，中小地主逐渐兴起，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的科举制所取代。科举制在中国古代实行了1300多年，其形式和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秦朝时废世卿世禄制，实行军功授爵
汉采用由上而下的征辟制和由下而上的察举制
魏晋开始采取九品中正制

没有科举制度以前有以下几种人才选拔方式：
选举发展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以后，我国古代官吏选用又分别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滥觞的科举制。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察 举 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 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九 品 中 正 制
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乡举里选”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三国时的曹魏御史大夫陈群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出现的差别：
剥夺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通过科举考试，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仕途，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