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叶集惠特曼句子摘抄,郭沫若的女神和惠特曼的草叶集的异同比较 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哪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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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的《草叶集》对郭沫若的《女神》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郭沫若曾说：“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1]“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的欲望，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下做成的。”[2]
一.黑暗势力的摧毁
惠特曼的民主精神首先表现在废奴立场上，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废奴战争，为北方联军的胜利战斗呐喊。内战前的《面团人之歌》(1850)和《在朋友家里受了伤》(1850)勇敢地揭露了奴隶主和他们的代言人。在南北战争时期，诗人的诗篇是革命的号角，歌颂反对奴隶主战士的英勇行为，把林肯当做反蓄奴制的战士、民主的代表来描写(《当紫丁香在庭中开放的时候》、《啊，船长，我的船长哟》)。内战后，诗人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和道德的堕落，鞭挞了资产阶级各类人物的残酷和贪婪(《致政府》)。诗人对蓄奴制下惨遭压迫的黑奴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自己之歌》中，作者描写了他怎样救助一个为争取自由而受伤逃亡的黑奴，让他复元后到北方去，而且赞叹了黑人健美的身躯、圣洁的灵魂和远大的前程。在《敲吧！敲吧！鼓啊》这首诗中，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把战争放在首位，奋勇走上前线。诗人还把目光投向世界，写下了一些声援欧洲和世界人民革命的诗篇，如《欧罗巴》、《永挂在心头的一个思想》、《向世界致敬》等。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充满胜利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
郭沫若《女神》的民主精神首先表现在对一切阻碍新生和解放的黑暗腐朽势力的极端痛恨上，并力图将他们摧毁。《风凰涅槃》对整个旧世界发出强烈的诅咒和控诉，把旧世界比作“屠场”、“囚牢”、“坟墓”；对宇宙万物发出“天问式”的质问，正是诗人对现实失望和愤慨情绪的曲折反映；在滔滔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沉睡、哀朽、死尸似的生活。郭沫若对旧中国的黑暗并非只是苍白的展示、无力的呻吟和悲观的叹息，现实的沉痛和争取解放的艰辛激发他诅咒、反抗黑暗社会的战斗豪情。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中，诗人写道：“啊啊!我眼前来了滚滚的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律吕)哟!”诗人颂扬“不断毁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实际上是颂扬“五四”时期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总之，惠特曼和郭沫若都以战斗者的姿态向黑暗的现实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草叶集》和《女神》吹响了摧毁旧世界的战斗号角。惠特曼生活的时代特征是反蓄奴制度，而郭沫若生活的“五四”时代特征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启蒙”与“救亡”成为中国的“双重”时代主题。因此，“女神”所肩负的历史重任显然比“草叶”沉重和艰难。惠特曼作为资产阶级民主诗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他文艺思想的核心，他对社会缺乏具体的阶级分析。郭沫若则不然。虽然“五四”期郭沫若的文艺思想的主轴是经过改装后的泛神论思想，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在他的文艺思想里生根开花，但正如诗人所说：“十月革命对我是有影响的——虽然没有到太阳，但对太阳的热和光已经感受到了。”[3]思想上浸润着社会主义素质的郭沫若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显然比惠特曼深刻得多。
二.理想世界的蓝图
惠特曼一生酷爱民主自由，他以民主歌手自任，憧憬正义、自由、友爱的民主国家。在《斧头之歌》中也抒发了民......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