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反映了什么历史现象？原因是？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反映了什么历史现象？原因是？

历史现象：南朝时候，梁武帝萧衍信奉佛教，大量兴建佛寺，寺盛僧众，充分反映了我国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佛教文化，和佛教在统治阶级心目中的独特地位。

原因：因为从五胡乱华到南北对峙,300年的战乱,老百姓需要一个精神寄托,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已经无法满足,佛教就担当了这个角色,佛教中一些教义也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所以统治者就大兴佛教,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南朝佛教的兴盛是因为大家都需要它.

(接一楼的来补充.)面对皇帝的几次舍身,佞臣作乱全国一时间寺庙遍地开花,出现诗中的所写的现象.诗人看到国家日益衰败民不寥生不禁生发感慨作下此诗.警言后世

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

原因：统治者希望用佛教的教义去控制民众，让民众认为受苦是必然的，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类似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感觉

江南春 唐  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作品鉴赏

　　这是描写江南风光的一首七绝。“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已经描绘了一幅幅绚丽的图画，但那只是宏观的，而杜牧的《江南春》则相对具体一些，似乎使人参观了几个景点，印象也就更深刻了。杜牧在这首七绝中不仅描绘了明媚的江南春光，而且还再现了江南烟雨蒙蒙的楼台景色，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迷离，别有一番情趣。“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首先诗人描绘了江南那花红柳绿的世界。到处莺歌燕舞，到处绿树红花；那帝水的村庄，那依山的城郭，尤其是那迎风招展的酒旗。“千里”说明是写整个江南，但整体又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里有过渡到江南风光的重要组成部分——寺庙，揉进了沧桑之感，南朝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佛教建筑物在春风春雨中若隐若现，更增添扑朔迷离之美。诗人在这里不说“朝朝四百八十寺”，而说“南朝四百八十寺”，显然别有意蕴。南朝统治者佞佛，劳民伤财，修建了大量寺庙，《南史·郭祖深传》说：“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据此，杜牧说“四百八十寺”显然说少了。如今“南朝四百八十寺”都已成为历史的遗物，成为江南美妙风景的组成部分了。审美之中不乏讽刺，诗的内涵也更显丰富。这首诗四句均为景语，一句一景，各具特色。这里有声音有色彩，有空间上的拓展，有时间上的追溯。在短短的28个字中，诗人以极具概括性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而又有气魄的江南春画卷。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诗一开头，就象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南国大地：辽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一一在望。摇荡的原因，除了景物的繁丽外，恐怕还由于这种繁丽，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仅仅局限于一个角落，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因此，开头如果没有“千里”二字，这两句就要减色了。但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对于这种意见，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曾驳斥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焕的说法是对的，这是出于文学艺术典型概括的需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后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前两句看，莺鸟啼鸣，红绿相映，酒旗招展，应该是晴天的景象，但这两句明明写到烟雨，这是因为千里范围内，各处阴晴不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还需要看到的是，诗人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江南特点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色调错综，层次丰富而有立体感。诗人在缩千里于尺幅的同时，着重表现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衬、丰富多彩的美丽景色。诗的前两句，有红绿色彩的映衬，有山水的映衬，村庄和城郭的映衬，有动静的映衬，有声色的映衬。但光是这些，似乎还不够丰富，还只描绘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所以诗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现在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的画面和色调，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朗绚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南朝”二字更给这幅画面增添悠远的历史色彩。“四百八十”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诗人先强调建筑宏丽的佛寺非止一处，然后再接以“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唱叹，就特别引人遐想。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但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的时代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其实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厌恶。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象“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当然，在欣赏的同时，偶而浮起那么一点历史感慨也是可能的。表达了作者的情绪很中性，既无明显的憎 ，也无明显的恶，仅仅是在单纯地写景、咏春。

南朝时候，尤其是梁武帝萧衍，信奉佛教！ 建国开始的时候，萧衍重视儒家思想，还自己亲自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直接倡导了好的学习风气。但老年后，特别是上边这两个事后，萧衍看破了红尘，从儒家转向了佛家，还几次入寺庙做了和尚，当住持，讲解经书。   和尚皇帝   在公元527年，萧衍亲自到了同泰寺，做了三天的住持和尚。还下令改年号为大通。信佛之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荤，不仅他这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灵也吃素。老人皇帝做事总是和年轻时、壮年时不一样。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大臣议论纷纷，都反对。最后，萧衍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   后来，萧衍又几次入寺做和尚，还精心研究佛教理论，这使得他没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现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老年的萧衍也是刚愎自用，乱建佛寺，不听劝谏，导致后期的政绩下降。   520年，梁武帝改元普通，这一年被历史学家视为南朝梁发展的分水岭。在这年开始，梁武帝多次舍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大通三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涅盘经》，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萧衍还俗；大同十二年（546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