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德福教育在中国是否行得通

华德福教育在中国是否行得通

”—— 一念行者晚上接到一位朋友电话，她前些天去成都华德福学校参加了师资培训，有些感受要与我分享。她说自己在去成都之前，对华德福充满信心，自己也豪情万丈，愿意全身心地参与到华德福教育的推广中来，然而，在成都培训课程还没结束，自己就开始打退堂鼓，对这种教育在中国是否行得通产生了许多怀疑。这是一个好问题。电话里我和这位朋友分享了我的认识，意犹未尽，现通过文字再将我的看法与更多朋友分享。我提醒这位朋友，华德福教育理念很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叫做：“孩子的成长是一个逐渐清醒入世的过程。”这句话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入世”；二是“清醒”入世；三是“逐渐”清醒入世。办学，教书育人，就是为“入世”作准备的——这几乎是这个地球上所有基础教育的共同目的，偶尔也有例外，据说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办的学校，过于强调空性，毕业出来的学生好像与世俗社会不太相适应。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一般情况而言是被动的，业力所感，身不由己。而从幼童长大，步入社会，大多数情况下是糊里糊涂、不知不觉的状态，谈不上“清醒”入世。我自己当年就是如此。梁漱溟先生结合自己的经历说人生大体分三种态度：一是“逐求”，对外在的事物贪求，别人是物欲横流，你也就随波逐流，名利权色，一个也不能少，看看我们周围，不少人是属于这种人生态度。梁先生说自己曾经也是这般，直到20岁两度自杀。为何自杀呢？梁先生说因为“厌离”，这是第二种人生态度，觉得这个红尘世界脏，开始厌倦以往的生活，生了“出离心”。梁先生抱持这第二种态度活到29岁，觉得不对，又转身回来，积极入世，开始实践第三种人生态度，叫做“郑重”。一个“郑重”的人也在追求，而且比第一种人生态度还要努力，但因为他的“我”小了，所以这样的人比较难搞，软硬不吃，不好糊弄。有一句老话，“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说的就是这个“郑重”。其实，“郑重”进取就是“清醒”入世。只是一般情况下，似乎都要经历这样否定之否定的转化过程。华德福教育的理论基础“人智学”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提出：除了生下来父母给了你一具肉身（类似矿物的生命体），还有三个生命体（以太体，类似植物的生命体；星芒体，类似动物的生命体；自我意识体，只有人才具有的生命体）需要以7年为一个周期，逐渐孕育成熟，不应人为破坏其自然生长，否则一个人身心灵的发展会不均衡。这四个生命体的说法也不是斯坦纳独创，古希腊毕达格拉斯学院就有，只是斯坦纳将这套生命的学修体系阐述得很清晰，使得人们可以在教育及其他诸多领域中具体运用。而我们所知道的其他各种生命教育体系比较忽略在人的未成年阶段的学修次第，没有和孩子的天性合作。譬如，藏传佛教中对转世活佛的教育培养，是非常系统和完备的，老师一定是具格的上师，学生的根器也非同一般，但七八岁送进寺院，学的东西很丰富，惟独遗憾的是忘了他是一个孩子。西方的电影和小说里就有反映这个主题的作品。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这个问题也很明显。前日夜间去一私塾拜访，私塾的老师谈到《弟子规》的重要，说因为中国人本性活泼，不守规矩，所以要从小约束，而西方人本性拘谨，注重理性，所以从小比较放任。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观点，但它是错误的。心，乃人之根本，没有中国人的心和西方人的心之分。不仅没有中西方之分，人的心识，除了人独具的“自我意识”之外，还能与动物、植物和矿物沟通，万物同缘，同体大悲。从宋明理学之后，中国人的教育越来越死板和僵化，阳明先生是这个历史大滑坡过程中泛起的一个小小浪花，但生不逢时，难以为继。所以，历史留给我们一个印象：学习中国文化都是要板起面孔，正襟危坐才行。这是一个大误会！我们要与中国文化的法脉接通，应该以阳明先生为跳板，直接跳到中国文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去，那里有活泼泼的生命之学，她与华德福教育一样是可以真正滋养你的慧命的。多少志士仁人也曾呼唤“少年之中国”，用意也正是如此，我们重视并学习中国文化，不能去拣那些中国文化的裹尸布，而是要找到中国人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是什么？无需外求，就是你冷暖自知的那个本心啊。这位打来电话的朋友说华德福教育的实践是危险的，她却没有看出主流教育脱离了生命之学是多么误人。我用另一位朋友的《答读者问》来作为本文结尾吧：我们对待自己的小孩教育那么重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我们担心如果我们小孩现在的教育赶不上别的小孩时，他们会被社会所淘汰，你确定真是那样吗？社会从没淘汰过任何人，只不过在不停地改变着他们知见和判断。我们整个人生生命的问题决不在外部，在内部。并不是现代教育出了问题，是人心出了问题。教育的问题也是人心问题的反应。所以改造教育的重点还在人心而不是教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