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写一段话，包含：韵凌之情

谁能写一段话，包含：韵凌之情

赋，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以铺陈扬厉的手法状物写情，讲究押韵和对仗，是非诗非文、亦诗亦文，介于诗文之间的一种文学样式。所以郭绍虞先生把赋概括为跨诗与文的“两栖动物”。对于赋，古代主要有三种说法。 首先，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这是对赋的重要解释。它指出了赋文体形式的由来，即源于古诗，由古诗衍化而成赋，所谓“雅颂之流亚”。同时它还指出了赋的特征，与诗为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古籍进行了分类，也将赋和诗分在一起，称之为“诗赋略”。这不仅是班固自己的认识，也包含了班氏所继承者刘歆的认识。《艺文志》在讲到诗歌发展时说，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布衣而能作诗，故有乐府民歌的兴盛；文人的创作，从荀子、宋玉起，则以赋的形式体物言情。荀子、宋玉之作与布衣之作虽在文体形式上有差别，却终属同源而分流。班固的看法是两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也是后世普遍承认的定说，值得重视。 其次，《汉书·艺文志》中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里所说的“赋”，本指春秋时代贵族礼会之际不歌诗，而是在对话中背诵几句诗，称之为赋，可见赋在这里是作动词用。春秋以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贵族已经不需要同时也没有机会运用背诵几句诗的形式，来委婉地表述自己的意思了。到了汉代，民间诗歌归乐府掌管，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不依赖音乐，歌咏，而靠写在竹简、绢帛之上，或吟诵于唇吻。于是，这种“不歌而诵”的流传形式，便成了赋这种文体的流传特征，人们遂称为这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为“赋”，由原来的动词而变成名词了。这样，以“歌”与“诵”来区分诗与赋，可谓抓住了赋的特征。赋虽然和诗一样讲究韵律，但它的韵律与歌曲无关，也就是说赋的韵律是为了诵读，而不是为了配乐演唱。当然，后来有些诗也“不歌而诵”了，但那是诗与音乐逐渐分离的结果，不能由此而证明诗歌原始阶段具有歌唱的特征没有存在过，也不能由此而否定汉代以“歌”与“诵”来划分诗赋的时代意义。“不歌而诵”虽不能概括赋的全部特征，但它仍不失为对赋的基本特征的一种探本之论。所以这一概括，时至今日仍然被人们所常常征引。 再者，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种看法最为人们所公认，因为它准确的概括了赋的基本特征。先说“铺采摛文”。铺，即铺叙、敷陈，言赋直陈其事，不取比兴。《周礼·春官·大师》“曰风、曰赋、”郑玄注：“赋之言铺，其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勰所说的“铺采摛文”，从字面上解释，就是铺陈词藻，彰显文采。主要是讲写作技巧，一方面是强调文体赋铺陈直叙的写作特点，另一方面是强调文体赋文辞华丽的语言特点，二者相辅相成，这就从写作特点和语言形式两个方面讲清了赋的特征。再说“体物写志”。志，一般指思想、志向、当然也包括感情。文学的本质特征，就是写“志”，即言情。《毛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主要是讲诗的抒情特点。晋代的陆机作《文赋》，明确地提出了诗与赋的区别：“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流亮。”意思是说，诗是用来抒发感情的，所以要绮丽细腻；赋是用来铺陈事物的，所以要清晰明朗。刘勰更是把“体物”，即铺陈描绘事物形态风貌，认定是赋体“写志”的一种“载体”，道出了赋融体物写志为一体的本质属性。这样，赋的基本特征，就在“铺采摛文”的艺术形式与“体物写志”的思想内容相互统一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例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通过“铺采摛文”的夸张手法，写出了上林苑的水势、山形、虫鱼、鸟语、花木、珠玉、宫馆等景物，以及皇上在上林苑中大规模田猎的逸乐情状，所以刘勰说此赋“繁类以成绝”。东汉写衍的《显志赋》，也同样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反复写自己寻求崇高志向与情愫的情景。可见，赋体文学的状景写情，都是以铺陈直叙为特征，所以刘勰说：“赋者，铺也。” 古赋或汉赋，一般相对小赋而言。这种赋体兴起并盛行于两汉时期，从楚辞发展而来，以枚乘的《七发》为开端。代表作品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长扬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以及左思的《三都赋》等。 这种赋的特点，大都是以问答为骨架，喜欢用古文奇字和双音叠韵词，凡铺排扬厉处多用整齐对称的骈语，叙述和提顿的地方常用散句。一般说来，其体制宏伟，结构严密，气象壮阔，文辞富

花韵犹自盛，凌波已渲染。与之相鹣鲽，情深已久长。

韵凌之情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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