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君子气节的唐诗,唐诗繁荣的标志体现在哪些方面

表现君子气节的唐诗,唐诗繁荣的标志体现在哪些方面

唐诗的繁荣，主要是指诗歌的艺术水平、题材范围、思想内容等，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广度、深度。
提起唐诗的繁荣,人们习惯于标举这一昭然事实: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收录作品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人二千二百多家。其实,仅仅从作品的数量着眼来称道唐诗的繁荣,那只是一种皮相的认识。诚然,如此灿然可观的数量,不失为繁荣的标志之一,但唐诗之所以能在我们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居于显赫地位,成为“一代”之胜,与楚辞、汉赋、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传不朽,主要原因还不在数量之巨,而在质量之精。若纯以数量论,有唐一代,不到三百年时间,遗留下将近五万首诗歌,比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间遗留下的诗歌多出两三倍以上,固然足堪称羡,但较之清诗,数量上便无优势可占了。清代诗歌作者、作品究竟有多少?由于迄今还没有一部较为完备的清诗总集,无法精确地加以统计,仅《晚晴簃清诗汇》即有作者六千一百多位。据统计,现存清诗专集,当不下于四千种。这意味着清诗的总数不是以万计,而是以数十万计,显然远过于唐诗。但却很少有人称赞清诗的繁荣,其原因便在于清诗的质量不及唐诗远矣!
倘若从质量着眼来审视唐诗的繁荣,我们就会看到,唐诗不仅拥有一支声势浩大的作者队伍,更重要的是这支队伍中名家辈出,巨匠迭现,因而其“精锐”的程度是前代和后世都无与伦比的。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固不待言,即如初唐四杰、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韩愈、孟郊、白居易、元稹、李贺、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皮日休、杜荀鹤等人,也都取得了后人所企慕的杰出成就。他们“既娴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伍,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无论是体制的完备,还是技巧的成熟,无论是意境的高远,还是韵律的精严,无论是揭示生活的深度,还是反映现实的广度,都已达到了殆难后继、不可逾越的地步。鲁迅先生说: “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佛掌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致杨霁云》),其意大约即是如此。
尤为可贵的是,唐代许多优秀诗人还不断将探求的触角和耕耘的犁头伸向新的未经开拓的领域,努力出以戛戛独造的艺术风貌,让人们听到自己独具音色的高歌。这就必然带来题材、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使诗歌园地里绽满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奇葩。以初唐四杰而论,虽然后人一般均相提并论,但细细较之,其风格特征却不尽一致。陆时雍《诗镜总论》已指出: “王勃高华,杨炯深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可以认为,司空图正是根据唐代诗人各不雷同的创作实践而概括出颇具美学意义的“二十四诗品”的。正因为题材、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唐诗不仅以其所表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而且以其所显示的异彩纷呈的艺术画面和审美情趣给后人以陶冶。当我们在唐诗的苑囿里徜徉时,辄有目不暇接、心驰神往之感。
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曾经在其代表作《诗薮》中赞叹道: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这正是对唐诗高度繁荣的局面的精当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