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陈与义诗的差异

杜甫与陈与义诗的差异

杜甫与陈与义诗的差异：
　　杜甫的诗：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一首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极精密、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社会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学习杜甫最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杜甫为宗的江西诗派。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也有明显的学杜倾向，也像杜甫一样用律诗反映当时的抗清斗争，慷慨激昂。
　　陈与义的诗：
　　他的诗歌创作可以金兵入侵中原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表现个人生活情趣的流连光景之作，词句明净，诗风明快，很少用典，清新可喜。以《墨梅》（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诗受到徽宗的赏识。南迁之后，因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经历了和杜甫在安史之乱时颇为相似的遭遇，对学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诗风有了改变，转学杜甫。他不象江西派诗人那样，只从句律用字着手，而是把自己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融合在一起，题材广泛，感时伤事，写了不少寄托遥深的诗篇，趋向沉郁悲壮，雄阔慷慨， 成为宋代学习杜甫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陈与义前期的诗，多表现个人生活情趣，与现实社会的距离较远。如《襄邑道中》写春日乘船而游，表现对风光的流连和对现实的冷漠，然而文字明快，情真意切。这个时期他写了不少类似于这样的诗。南渡以后，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特别是由陈留至临安走了三年多，一个读书人既无宽裕的资费又无别人照料，其艰辛之状可想而知。然而这一趟长途跋涉却对他的思想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一路上对现实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着广泛的接触，激发了他的爱国憎爱分明感，是一个思想的飞跃，也是他的诗词创作的一个分水岭，诗风由个人生活情趣转向沉郁悲壮，痛恨于金兵南侵，无奈于朝廷苟安，感怀家国，慨叹时势。如《伤春》、《居夷行》、《次韵尹潜感怀》等，都属于这类作品。
　　陈与义一生的主要贡献在诗词方面。他青年时诗文就写得很好，《宋书》本传说他的诗词“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渊明）、谢（灵运、眺）、韦（应物）、柳（永）之间”。他曾写过一首《墨梅》，得到宋徽宗的嘉赏，并由此受到器重。他是专学杜甫的，是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他学杜甫又不拘泥于杜甫，对前贤的作品是博览约取，善于变化。他还特别推崇苏轼和黄庭坚、陈师道，但并不墨守成规，而能参合各家融会贯通，创造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语言质朴，音节响亮，形象丰富，很少用典，明快中没有鄙俗，口语化略无平淡。所以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比江西派的其他诗人的成就较大，无愧于江西诗中的改革派。

杜甫的内容要比陈与义的大得多
杜甫的风格也比陈与义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