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不是解脱？

无 心 逗 留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你死后你的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对你来说,你解脱了,人的一切问题都是主观思想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死后主观思想不存在了,所以你就不会感知到问题的存在.

自然的生死病死就是。

死亡不是一种解脱

只会让事情个复杂

1.自杀是中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基于相对保守的估计，自杀是中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是15-34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这些结果说明自杀是中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尽管对自杀率及自杀的绝对数字有争议，但对中国自杀的独特性几乎没有任何疑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50岁以下人群中农村是城市的2.8倍，50岁以上人群中农村是城市的4.9倍）。一些其它国家（如澳大利亚）报告农村自杀率稍微高于城市，特别是男性，但是这些差异不大，不象中国这样有巨大的差异。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别提示这是两组相对不同的亚群；这样直接比较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自杀率会引起一些误解：例如，1995-1999年中国城市的校正自杀率低于美国1997年的自杀率（8.3/10万比11.4/10万），但是全国的校正自杀率是美国的两倍（23.3/10万比11.4/10万）。 　　由于农村自杀率高，造成中国自杀状况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是非常少数几个报道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之一（其它国家有科威特和巴林）。国外，发达国家女性企图自杀者是男性的3倍，男性自杀死亡率至少是女性的3倍。人们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是与女性获得社会心理支持的机会少，比较容易产生挫折感有关；而男性采取的自杀手段往往比较激烈，因此自杀致死的可能性较大。我国总的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非常高所致：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比年轻男性高66%，但是在其他亚人群中男女的自杀率接近。根据统计，1998年我国城市自杀人数为16,631人，农村为257,264人，即90%以上的自杀发生在农村，其中大多为农村年轻女性。许多媒体关注的是中国男女自杀率的比例与西方国家相反，在西方国家男女自杀率的比例通常为2:1，有时为3:1。通常所说的中国男女自杀率比例（为0.81:1）的倒置实际上是印度（1.10:1）和其它亚洲国家（1.48:1）男女自杀比例较低的一种延伸。由于亚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大，中国自杀率的男女性别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1990年为1.37:1）接近。 　　2. 自杀的心理与社会原因 　　心理和社会因素在自杀死亡原因中的重要性相当，但在自杀未遂原因中社会因素相对更为重要。与国外研究结果相似，情感障碍——主要为抑郁症——是与自杀密切相关的精神疾病；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家庭矛盾是与自杀相关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 　　这些结果对于了解与预防中国的自杀有着重要意义。 　　1）抑郁严重程度比存在一种精神科诊断（被从logsitic回归模型中剔除）更为重要，这提示其它诊断的抑郁成份（精神分裂症、物质滥用等）更直接与自杀有关。如果其它研究也可以证实这一点，针对各种类型精神疾病患者的预防工作应着重于治疗这些疾病的抑郁症状。 　　2）研究发现1/3的自杀死亡者和2/3的自杀未遂者没有精神疾病，这一结果对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假设——几乎所有的有自杀行为的人有精神障碍——提出挑战，并强调预防自杀计划需要有助于预防或减少剧烈的人际矛盾的发生。 　　3）最后的模型中包含急性应激强度和慢性心理压力，这一点证实了在自杀行为发生的理论模型中近期和远期因素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从而说明需要针对两种不同的危险因素制定不同的预防措施。 　　4）研究没有发现特殊导致自杀的生活事件，因此预防自杀工作应着重于降低负性生活事件导致的心理的累加效应，而不是仅仅致力于处理某个具体的生活事件。 　　5）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增加自杀的危险性，而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造成的独特结果，因此针对自杀的研究工作应少着重于寻找独立的危险因素，多着重于确定各个危险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机制。着重于单一因素（如精神疾病）的社区预防工作不可能从根本上降低自杀率；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预防工作应着重于高危人群——那些同时暴露于多个危险因素的个体。 　　6）在农村地区控制农药的方便易得和提高医务人员急救水平可以显著降低中国的自杀率。 　　3。 自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卫生负担与亲友社会影响 　　中国目前尚无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自杀所造成的直接经济、社会和心理损失。但评估自杀和自杀未遂所造成的损失的一个间接指标是根据自杀和自杀未遂所造成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的多少来评估其卫生负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中国1998年自杀及自伤造成883.7万DALYs损失，占全部疾病负担的4.2%。根据这一指标进行排序，自杀成为我国第4位重要的卫生问题，前三位分别是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占所有DALYS损失的8.1%）、重性抑郁症（占所有DALYS损失的6.9%）、脑血管疾病（占所有DALYS损失的5.7%）。自杀和自杀未遂造成如此高的卫生负担，这是因为自杀与其它疾病不同（如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大多数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年富力强。（我们估计中国每年有112,983个15-34岁的人死于自杀。） 　　但是，DALY这个指标仅仅评估了个体死亡或自伤所造成的直接卫生负担，（如果不考虑对受害者的家庭成员和朋友或大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的话）。与疾病或其它意外死亡不同的是，自杀给受害者的亲友造成严重的、持久的负面心理影响。 　　多数国际专家发现：每出现1例自杀，平均至少对6个人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在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通过我们访谈全国1000余例自杀死亡者的家属的经验，在中国每个自杀者会对6个人造成不良影响的数字可能是准确的。当然，影响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有所不同，但相当比例的人随后会一直生活在这种负性心理影响中。（我们估计每年有135,000个不满17岁的孩子经历父亲或母亲死于自杀这样的创痛；父母的自杀会使大多数孩子的心理健康发育受到严重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自杀死亡者的家人或好友随后会得抑郁症或自杀死亡。我们也估计每出现1例自杀未遂，平均会使2个亲友受到严重伤害，尽管这种伤害持续的时间通常要比自杀死亡所造成的影响稍短。 　　根据保守估计的数字推算，即每年有25万人自杀死亡、200万人自杀未遂，1例自杀死亡可使6个人受到严重影响，1例自杀未遂可使2个人受到严重影响，自杀死亡给他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持续10年，自杀未遂持续6个月；那么每年有150万人遭受到亲友自杀死亡所带来的严重心理创伤，400万人遭受到亲友自杀未遂所带来的严重伤害。基于如上假设，我国每年有1700万人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因他们所爱的人的自杀死亡或自杀未遂受到严重损害。目前尚无办法来准确地评估由此而产生的“负担”大小，但如果进行保守的估计，即所爱的人的自杀会使亲友的心理、社会和职业功能降低20%，那么自杀每年会使卫生负担增加340万DALYs；这会使自杀所造成的总的卫生负担增加38%。 　　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向这1700万自杀“幸存者”提供社会或心理服务。向这些个体提供社会和心理支持能显著减轻自杀给他们造成的心理负担，并因此显著降低自杀所造成的疾病负担。

死亡对死去的人而言或许是种解脱，

但是对活在世界上那些关心你的人来说就是噩梦

活着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