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民生思想有那些

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民生思想有那些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旧的制度受到严重冲击而礼崩乐坏。许多诸侯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许多有见识的政治家思想家结合当时发生的许多兴衰成败的历史事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民本思想有了深化和发展。
春秋时期的突出点就是明确地认识到政权的存亡与民众的向背的因果关系。如沈尹戌总结梁国被秦国所灭的原因是：“民弃其上，不亡何待。”直接明确地认为民众的好恶和向背决定着事情的成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和君主的安危。这一时期，一些明知的执政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国君及其政权只有做到利民、爱民，方能国运长久，否则就会众叛亲离，身死国亡，政权易主。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周内史曾对周王说：“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离民怒神而求利焉，不易难乎！”-所谓“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特别是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要求当政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把对民众作用的重视和实行爱民利民政策提到了新的高度。
当然，春秋时代的一些统治者所提倡的利民爱民，并非出于为民众谋利益的大公无私的目的，主要是出于维护和巩固王权统治的目的。即便像孔子那样的大思想家，其主张也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认为只讲利民爱民是不够的，还必须让民知礼守礼，维护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以保证民众生产的财富为国君和国家所用，以达到利君的目的。所以，孔子强调国君为本，民众为末，这是他们的君本位思想。
春秋后期，齐国宴婴曾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口实？社稷是养。”他提出国家利益高于和重于君主利益，为民本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战国时期，对于国君和民众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是儒家学派的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他认为国君可以变换，政权可以更替，只有民众是长久的。
此外，战国时期的管仲等人的民本思想也是比较进步的，如“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他们对君主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当政者重视和尊重多数民众的意愿，顺民心，合民意，与民众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国泰民安。他们认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国君有善政美行，即可得到民众的赞誉，若有恶政秽行，就会受到民众的谴责。<<管子>> 中有一段话说：“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认为国君若能真正听取和采纳广大民众的好意见，并付诸实施，便是能以天下之耳目视听，便能成为开明的君主。这些学说对民本思想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在统治阶层已较为流行。“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明确民当为本，君当为末。荀子曾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形象地说明了民众在君民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这种保民、利民、爱民、富民的民本思想，经过历代政治思想家们不断地抽象和升华，被后人概括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论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当有极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