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女性，有没有“选择”权利

当今女性，有没有“选择”权利

浅析中国妇女地位的变迁
妇女地位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女性作为“人”的现代化的问题，是女性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社会角色蜕变的生动写照。我就从这一角度出发，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在人类历史漫长的母系社会中，女性曾经占据过生产和生活的主导地位。由于自然的、人文的原因，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因而也就成为社会的中心与秩序的代表。在西方，上帝作为至高无上的力量是通过圣母玛丽亚这一中介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第一个女性形象是个创世纪的女神——女娲，乃至天帝在母权时代也为女性神祗掌管各个方面，而男性神则退居其次。远古的母系社会里女尊男卑，女性掌管社会权力，体现了远古时代女性的优越地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耕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拥有较强体力的男性在生产部门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动摇着母系氏族的物质基础；而随着产品的增加与分配的不均则产生了贫富差别，母系氏族公有制受到挑战。利益的分化导致的团体之间的战争又强化了男性首领的权势、地位和财富增加的趋势，进而他们要求改变世系传承的传统，即由女系变为男系传承。在这个历史阶段，以父权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取代了以母子血缘为核心的自然形态，也就促成了男人作为社会主体地位的父系社会的兴起，女性逐步由主导变为男性的附庸，被驱赶到一个有别于男性的生活空间，从而导致女性集体的沉默。

男女两性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并非生物性的必然结果，而是由文化因素造成的。自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开始，男性就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逐步把女性推上了维护男性权威的礼教祭坛。男性以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和阐释权，为女性规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使她们的一举一动都由礼教来约束，把女性身上的独立异质尽数洗去，然后以母、妻、女的具体社会职能把她们纳入社会秩序之中，把女性转化成传宗接代、操持家务的工具。

经过男性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改造，女性日益沦为社会的边缘和底层。女性身体的塑造是以男性目光的标准来执行的，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女性一直被要求忍受那些既痛苦又使行动不便的做法来改变她们自然的身体，东方女人得忍受日本的宽腰带、缅甸的颈环和中国的裹脚，西方女人得穿钢支撑的紧身围腰和紧身胸衣。缠足一方面是按照男性的审美嗜好把女人的脚畸变成可供把玩的“三寸金莲”，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女人的寸步难行把其限制在狭窄、封闭的围墙和樊篱中。这样，女人离自己真实的身体越来越远，也离自己真实的欲望越来越远。在欲望和身体的双重萎缩中，她们逐渐被遗忘被尘封。也使得男女人体的局部差别被人为地夸大和突出。

男人很早就给女人订下了“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自出生到死亡，没有一天不是屈居于服从之地位。顺从是妇德的基础，从一而终是归宿。“夫为妻纲”作为“三纲”之一成为中国整个中世纪处理男女关系的至上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另外还有专为妇女设立的“四德”来约束妇女的言谈举止。这种以男性为主宰的父权制文化压抑着妇女，使其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封建制在确立男性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剥夺了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表现智能的机会，女性被限于家庭四壁之内，其人生价值几乎全部体现在婚姻家庭中，女性只能做男性的依附，不可具有独立的意识和人格。

男女平等是时代进步的产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得到很好的体现。1950年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诞生，该法对妇女在家庭婚姻中男女权利平等给予明确的规定，废除了封建的‘一夫多妻’婚姻制度，建立了一夫一妻制，对妇女的合法利益给予保护，并且把男女平等作为国家的一项立法原则列入《宪法》中。建国后，妇女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向人们展现了独立自主、健康向上的新时代妇女形象 。妇女作为独立的主体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同男性一样拥有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体现在政治、就业、教育、婚姻家庭等各个方面。妇女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妇女的地位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导致大量社会成员角色认知发生转换，包括职业转型、生活地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完全转型，而受到直接影响的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 ——家庭，不仅男性离开家庭与土地走向工作岗位，女性也大量地离开世代相守的狭窄家庭空间，进军各个行业，由单一的家庭角色向职业、家庭兼顾型双重角色转变，成为家庭的又一经济支柱。

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也发生了变化，按传统的观念“女子无才便是德”，残酷剥夺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绝大多数妇女没有文化，许多贵族家庭中的女子也不识字，至于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更享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奴化女性的封建女教，宣扬“ 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男刚女柔， 告诫女子如何做柔弱温顺的女人，给妇女套上精神枷锁。而当今社会，妇女拥有和男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可以在任何领域施展自己的才华，同男子公平竞争。

婆媳关系也分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传统大家庭里婆婆掌握着家庭资源背道而驰的是，现代家庭中往往是媳妇掌管了家庭的资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婆婆的赡养程度；加之现代社会中媳妇知识水平、视野见闻与接受能力等确实有婆婆所不能及的地方，从而使婆媳关系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婆婆在能力尚可的时候会担当起照顾孙子孙女的责任，使其更好地加入谋求家庭经济来源的工作与劳动中去，而媳妇在婆婆年老无着的时候也会尽赡养的义务。

人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对有关妇女问题的各个领域进行了详细具体深入的调查研究，如妇女的政治参与、经济收入、就业、受教育、婚姻家庭情况等等。其次，根据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深入探讨了妇女地位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各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再次，对妇女地位的研究与国际上妇女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并受国际女权主义的影响，使人们对妇女地位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视角。妇女对自己地位的关注度及为之提高而付出努力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从女性服饰的变化来看，从建国初期的“假小子”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粉红女郎”再到现代社会的 “中性女”的转变，说明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认识到自身的缺点，并且向相对来说这方面占优势的男性学习，跨越性别定势，弥补自身缺陷。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学习与建国初的“向男性看齐”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建国初人们的性别意识淡薄，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女人把自己完全的“男性化”了，目的是体现“男女平等”，但这是建立在男女“相同”基础上的“平等”是被迫的。而现代社会中的向男性学习，是取其精华，舍其糟粕，是女性的自主选择，学习的情境和目的是为了弥补女性的不足，是从自己的主观方面寻找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在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劣势，促进男女的平等。

妇女地位的变化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更是一种可喜的局面，可以预料的是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中国妇女的地位还会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和城乡就业持续增长的大好形势下，却隐藏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妇女就业再就业的难度，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大于男性。主要表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潜规则作祟。部分用人单位在下岗或招聘中，并不明显注明性别比例，但用人单位已经“内定”性别，从而使偏见在未进入公平竞争或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时就已经产生，女性即使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二是生物学差异歧视。一些用人单位，对怀孕、哺乳期妇女无理由辞退，极个别用人单位甚至要求被聘用的女性签订“禁孕条款”，从而使一部分女性被迫放弃劳动就业机会。三是间接性男女不平等。岗位安排、职务升迁等都可能偏向于男性，女性想获得较高的待遇和职位，就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四是制度性歧视。个别地方或单位通过制订一些规章制度，约束限制女性就业再就业。五是从事职业与劳动报酬上的不平等。在2004年5月召开的“中国就业论坛”上，全国妇联一位专家指出：中国女性职业下沉现象开始凸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加大。女性就业大量集中于报酬较低、劳动强度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业、餐饮业、纺织业；而在报酬较丰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女性就业所占比重就相对小的多。女性要想真正实现与男性的平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妇女地位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必须放在社会整体中考察。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是：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地位呈现此长彼消的趋势。虽然人们事实上离不开家庭，但在观念上却日益轻视家庭。尽管家庭正在失去许多传统的功能，但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生存有赖于合作，家庭就是一个密切合作的单位，家庭对人尤其是儿童的作用是培养其合作的精神，如果人们在观念上轻视家庭，那么女性自然不甘心于在家中做一贤妻良母，而要另求自我表现；如果能重视家庭，那么不单女性在家庭中能安于其位，就是男性也会尽力履行丈夫与父亲的责任，他也会尊重妻子在家务活动中的创造性价值。提高妇女的地位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