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是怎么来的？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是怎么来的？

清末四川人民反对清政府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运动。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将已经由民办的川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随后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四川人民强烈反对。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各府州县相继建立分会，入会者达数十万人。至8月下旬发展为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势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封闭铁路公司，命军警开枪打死请愿群众数百人。次日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民众奋起反抗，保路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宣布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进而在四川全省发展为反清大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11月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1911年（宣统三年）5月以后，正当民主革命风声激荡，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刻，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的运动最为壮阔，它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保路运动是因英、美、德、法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勾结清政府夺取已准归商办的粤汉、川汉两路路权而激发起来的。借用外债修筑两路的谈判从1908年起已开始进行，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到1910年5月它们才达成借款协定。1911年4月清政府代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细节，等待各该国政府批准后就要正式签字了。 要批准这个出卖路权的合同，必须将商办铁路收归官办。于是，清政府在5月9日下达了“干路均归国有”的“上谕”，5月20日正式签字借款合同。 首先起来反对“国有”政策的是湖南。继湖南之后，湖北群众也行动起来，上书抗争，集会声讨；广东人民在得知“国有”政策后，反应异常强烈，也起来进行斗争。 干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群情汹汹，要求抵制。6月13日丧权卖国的“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原来赞成“国有”的立宪派们，转向了“保路”的立场，他们在6月17日发起成立“保路同志会”。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受到群众的欢迎，仅仅四天，成都一地签名入会的已超过10万人。不久，成都以外地区也陆续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到9月7日为止，成立“协会”的共有64个县。 在各地组织保路同志会的过程中，秘密的哥老会会员得到公开活动的机会；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也不断渗透到群众中去。就在这时，以滥杀无辜著称的“赵屠户”——新任总督赵尔丰带着“从严干涉”的命令来到成都。这时，群众更加怒不可遏，由此导致8月24日从成都开始的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斗争。 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一面命端方率领鄂军入川“认真查办”；一面令赵尔丰“切实镇压”。 赵尔丰以有人散布一种宣传君主立宪、地方自治主张的小册子《川人自保商榷书》作口实，硬把“隐含独立”的罪名扣在立宪派首要人物的头上。9月7日便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彭芬、张澜等人逮捕。 蒲、罗等被捕后，尽管赵尔丰马上贴出“只拿首要，不问平民”，“聚众入署，格杀勿论”的告示，但成千的群众奔向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当他们涌向辕门时，赵尔丰下令开枪，并用马队来回驰逐。当场死者，经查明的32人，伤者无法统计。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当赵尔丰的大屠杀开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人，用木板数百片，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的字样，然后把木片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锦江。这种“水电报”使下游的人迅速知道了省城出事，纷纷揭竿而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保路同志军的起义。 武装起义的形势发展很快。7、8天中逼近成都的起义军达一、二十万之众。赵尔丰既要防内又要攻外，顾此失彼，狼狈不堪，急切通电求援。 警电传至北京，清政府决定：饬派鄂、湘等6省援军赴川，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但是：鄂军入川，削弱了湖北的兵力，有利于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端方西上，仅至资州就被部众所杀；岑春煊“奉旨”后畏缩不前，后来见风使舵反而电请清廷“组织共和政治”。在武装斗争中，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王天杰宣布荣县独立，建立了同盟会领导的第一个县政权。川西、川北的藏族、彝族群众也投身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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