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赋》和《上林赋》思想方面值得注意的几点

《子虚赋》和《上林赋》思想方面值得注意的几点

《子虚赋》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早期客游梁孝王时所作。此赋通过楚国之子虚先生讲述随齐王出猎，齐王问及楚国，极力铺排楚国之广大丰饶，以至云梦不过是其后花园之小小一角。乌有先生不服，便以齐之大海名山、异方殊类，傲视子虚。总的来看都是张扬大国风采、帝王气象。此赋与《上林赋》构成姊妹篇，都是汉代文学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作品。
首先，在作品中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子虚赋》同前此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一辩之处。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其次，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子虚向乌有先生解释畋猎中捕获很少，自己却很高兴的原因说：“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他高兴的是自己看破齐王的用意，而自己又有办法予以应对。他认为，齐王与使臣猎，并不仅仅出于热情好客，而是想借此炫耀国力，以压倒楚。他对齐王“矜而自功”的态度十分敏感，而齐王的发问：“楚亦有平原、广泽游乐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何与寡人？”更使他感到盛气凌人的挑战性的口吻。
在回答中，子虚极言己之卑微，自称“楚之鄙人”，极言己见闻之贫乏，对楚的苑囿“未能遍睹”，“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然而，就是这仅见其一又特小小的云梦，便足可胜过齐。
他对齐王的回答中处处显示楚之强盛，同齐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作为大国使臣对自己君主、邦国的荣誉极力维护，对涉及这方面的言论、行为极其敏感。这里贯穿着他对使命意识的理解与坚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晏子春秋·杂下》载，晏子使楚，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邪？”王笑曰：“圣人非所与嬉也，寡人反取病焉。”楚王预先导演了齐人因盗窃被捉的闹剧，欲取笑晏子。而晏子却给以有力的反驳。楚王的导演和自我解嘲中潜伏着齐、楚两大诸侯争胜的阴影。在《子虚赋》中，仍然是齐、楚两大诸侯间的事，只是宾主关系发生了变化。齐成了主人，而楚则为使臣派出的客方。主动权操在齐王手中。在子虚眼中，齐王成了彬彬有礼的挑衅者。子虚则成为维护君国利益、尊严的使臣。
更有甚者则是诸侯国间的无礼之行。《榖梁传·成公元年》云：“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父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客不悦而去。”这是对使臣及其诸侯国恶意的戏耍。四国使臣对这侮辱极为愤慨，终于导致翌年晋与鲁、卫、曹败齐，齐顷公也险些被俘。如此严重的问题并不曾发生在子虚身上。但是，诸侯间争斗的必然性却在左右着齐王，也成为子虚使臣意识中的重要因子。
这些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这些解说实在勉强。他用近乎轻描淡写的语调对齐、楚进行比较，也掩饰不住大国的自豪。至于说到：“然位在诸侯，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则表明他比子虚、比齐王有所收敛而已。但他谈话的要点尚不在于为齐王辩护，而在于对子虚的批评。他从一个更高的思想层面谈问题，指出子虚所言，“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婬乐而显侈靡”，“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这里指出，诸侯国的君主，应重视自己的道德品质和国策，这才是他所认为的诸侯国之美。作为一个使臣，就应张显自己君主在这方面的美。而那种对国家幅员与实力的依仗与张扬，都表明其精神之美的缺乏。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婬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乌有先生的谈话中注入更高的人文精神，即不是徒争物质之强弱，不以强盛的国力构建诸侯关系中的强势话语，而是要在新的强国之美的基础上进行诸侯间的对话。这是对诸侯国交往中重德尚义精神的承袭。《国语·楚语下》载楚使王孙圉聘晋，赵简子问楚宝白珩。王孙圉曰：“未尝为宝。”“先王之玩也，何宝之焉？”他列举两个贤人和富饶的薮泽，强调说，这些都大有利于国家，这才是“楚之所宝者”。
战国之世，侵伐攻略不断，各诸侯国势力盛衰消长往往系于人才之得失。于是，以人为宝，已成为一些有作为君主决策的核心问题。如燕昭王礼遇郭隗、乐毅，已成为千古美谈。而在诸侯交际间，也往往表现出彼此在如何认识“国之宝”方面的差距。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与魏惠王畋猎，魏王问齐“亦有宝乎”，并自炫其车前后的宝珠。齐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然后举出几位贤臣，说明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上述诸侯或使臣的言论中都关系到如何认识自己君主或诸侯国之美，如何张显自己君主或君国优势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子虚的认识过多地着眼于物质条件，而乌有先生则在兼顾幅员物产的同时，突出了人文精神，批评子虚所夸耀的并不是楚之美，是与上述较具人文精神的言论相背离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若楚王之猎确如子虚所言，则是贪婬乐而显侈靡，并非楚之美事，子虚作为使臣，应知如何维护国之尊严，不能将楚王之恶显示于天下。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子虚赋》中文脉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