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是一般劳动时间，货币是劳动的度量"提出者是谁

"商品是一般劳动时间，货币是劳动的度量"提出者是谁

引言

可以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蕴含着非常现代的洞察力，它从各个方面预示了凯恩斯的理论。这在马克思对待信用和金融危机上面表现得最明显。然而，只有在一般的价值理论背景之中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也就是说，在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形式与职能间建立紧密联系是必要的。货币的衍生物成为独立的价值形式，成为了价值尺度。货币其自身是先于资本主义出现的，它在历史的演进中完成交换领域和一般流通领域中的各种职能。这些货币的各种形式与一般货币等价物所执行的职能是不可分离的。本文将要提出，特定的资本主义货币形式与货币循环理论相结合提供了更为系统连贯的分析框架，它加强了马克思最初的对信用货币的分析。与这些特定的资本主义货币形式对应的是现代银行和复杂信用创造工具的演进。

货币的形式和职能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衍生物以价值采取它自主的形式为条件。商品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构成了可度量的“一般等价物”。商品的价格是商品与货币间的交换比例（例如扩大的价值形式），它是由在一般等价物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量所决定的。从这个方面来说，价值形式代表了商品的社会形式，以其内在的能力进入到交换过程和表现货币价格。对象化到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只能通过货币的形式被社会承认，作为交换价值通过市场实现。根据马克思，一般等价形式对象化为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确实，货币系统本身能够作为一种延迟支付的手段或者信用循环的现代表现。但货币在资本主义以前是以商业资本或商人资本形式出现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习惯和规定会决定何种商品货币被选择，通过排除其他所有商品，而赋予某种特殊的商品一般等价物的角色。货币于是获得了商品购买力的垄断力量。一般等价物作为具有垄断力的购买手段是商品所有者的社会纽带，资本主义社会的神经（nexus rerum）。

只要抽象劳动需要社会承认，一般等价物就必然表现为自主的、独立的价值形式。在马克思那个时代，金是一般等价物，马克思将纸币作为金的“符号”。货币作为共同属性，作为价值的度量和作为商品价值量的社会表达的必要手段来起作用。流通中货币的数量遵循“回流定律”（law of reflux）来与价格总额相适应，方式为金融系统中的贮藏或抛售，或者流通速度的变化。流通过程创造了货币本身能使得商品可以通约的幻觉。但是在表面或者交换价值的“现象形式”之下，抽象劳动决定了价值的物质实质。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对象化的人类劳动，从而本身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个独特的商品被转换为他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1]在M-C-M′的一般循环中，货币作为循环过程的中介，在这个过程中真实的社会生产特征被归入到了买卖中个体的行为之中。货币积极地将商品当作价值。这预先假定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中为卖而买（M-C-M′）是占统治地位的。在M-C-M′中，货币不能看成是被动的，因为货币的增加是被设定为流通的目的。货币在经济中是最积极的东西，任何货币理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解释这个现象。

与李嘉图不同，马克思认为货币不能仅限于作为交换和流通手段。确实，甚至在凯恩斯批判萨伊定律之前，马克思就反对古典的货币中性教条，后者认为货币仅仅是盖在物物交换上的“面纱”。在纯粹的商品经济中，货币作为被动的角色反映物物交换过程中商品间的交换比例。在这个物物交换的经济中，购买和出售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商品使用价值是主要目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萨伊定律——认为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存在的——能够被验证。肯定的，即使假设商品交换是通过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只要货币不被闲置贮藏起来或作为价值的储存，萨伊定律就会有效。古典体系混淆了纯粹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马克思的体系显然与之相反，他从货币的最初形式开始。就主要目的是以货币形式实现交换价值而言，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一般等价物决定了市场经济的逻辑。最终驱动单个资本家的是以货币形式来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资本的货币形式与商品形式之间的矛盾预示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一个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这个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2]

马克思确认了货币的三种基本职能。首先，货币被当作计算单位，通过确定价格来作为价值尺度行使职能。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使他将金作为价值尺度。金自身的价值由生产这种特殊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与其他所有商品不同，金具有一般交换价值，这是通过社会承认和作为价值尺度由国家认可的。第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例如现代的纸币），是由私人银行发行，并最终由中央银行通过其储备的高能货币来调节。第三项职能可以描述为价值的抽象代表或简单地说，“作为货币的货币”。在这个观点上，马克思区分了三种货币的功能：（1）以货币贮藏的形式储存价值：“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不断作为贮藏货币，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存在，这就是：购买手段的准备金，支付手段的准备金，一种在货币形式上等待使用的闲置资本；而且资本的一部分不断以这种形式流回。”[3]货币以潜在资本的面貌出现。作为价值的储存，货币取得了固有的购买力，并且通过M-M′的循环，获得了自我扩大的价值；（2）作为支付手段或者以信用形式延迟支付；（3）作为世界货币、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在马克思自己的时代，这个功能是由英国强权所支持的国际金本位来执行的。一旦货币被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货币就取得了作为流通手段的地位。作为流通手段，货币法定的清偿手段被国家承认并担保，被作为法币发行。也就是说，国家获得了占有铸币税的特权。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是社会承认的。仅仅是在流通过程中货币才能以价格形式充当一般等价物。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因果联系，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是以其作为流通手段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

货币的各种职能也与其特定的历史形态相一致。银行业务的出现和信用创造与资本主义演进的高级阶段相一致。相反，法币和贵金属自发演进或金属货币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之前，其起源就如同文物一般古老。这些不同的货币形式深刻地影响着货币中介的决定。于是，货币作为价值的抽象表达与资本主义交换更发达的、更高级的货币中介形式一致。现代银行演变见证了支付和信用创造管理手段的融合。现代的信用创造工具和金融媒介，可以说是价值抽象表现的最近的形式。它们是信用的形成和调节发生的地方，处于资本家和工人以及资本家之间货币流通的中心。但是，必须强调不考虑货币形式，基本职能仍然是相同的。商品货币仅仅是一般等价物历史形式的一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他具体形式的资本主义货币如信用、不可兑换的法币、银行存款等等，逐渐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