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饮茶之风兴起的原因

唐朝饮茶之风兴起的原因

一、唐代茶风的社会条件和背景
自神农氏发现茶为有用之物始，至唐历经数千年，因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用茶的演变进程缓慢曲折。唐朝始，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一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势，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各业包括茶业的发展： 野生茶树普遍实行人工栽培种植，全国产茶区域据《茶经》记载已达8个区，包括42个州和一个郡；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全国产茶量已达100万老担（约10万吨）；茶税收入40万贯，茶叶产值突破400万贯；制茶技术有了新的突破，发明了蒸青制法，提高了茶叶品质，使茶不仅具食用、药用等功能，且大大增强了茶的品饮价值；饮茶方式首次程序化、规范化；茶艺、茶道及茶文化基本形成，等等。这一切又为唐代饮茶的普及和饮茶风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唐朝统一强盛，令中国人重新树立起对自身的信仰、认定生命的价值、追求更加美好和谐的生活。在这样的特定时代背景中，茶以其涤烦除腻、健体轻身、祛病延年、修身养性等功效吻合时代的需求，而使饮茶之习蔚然成风。
唐朝的统一、交通的发达、开明的经济政策，促使商人积极贩茶、卖茶、为饮茶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市场条件，而促成“举国之饮”、“比屋皆饮”的饮茶之势。茶借助贯道发达的交通，大量涌入北方，使饮茶在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二的北方传播开来。
二、皇家的重视和倡导
据《神农本草》所记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可见茶最初被当作一种具有解毒疗疾奇特功效、并带有神秘色彩的珍贵之物，因而为历代帝王所钟爱和用享，饮茶一直是一种权贵的象征，至唐时，饮茶因适应宫廷统治需要而得到大力和重视提倡。
唐贞观15年（公元641年），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茶作为陪嫁之物而入藏。《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随之西藏饮茶习俗蔚为时尚。此后，以奶与肉食为主的边民得茶之大益，达到“守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于是自唐代开始了与加给（今维吾尔族）等边地民族长达数世纪的“茶马交易”。很显然，皇帝以茶和亲、以茶输边，为的是强国固边，以示福惠边民。
唐代宗开始（公元762年），为满足宫廷对名茶的需要，建立了定时、定点、定量、定质的贡茶制，并责成专门官吏督造贡茶入贡事宜。如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在浙江顾清山建立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贡茶院，其产制规模之宏大，至今也属罕见。史载：采制盛期，“役工三万人”，仅常年从事制茶的“工匠千余人”“岁贡达一万八千斤”之多。宫廷对贡茶的需要及因此而设施的贡茶制，客观上刺激了茶叶的生产，对兴起竟制佳品名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年入贡的茶叶，为示皇恩，皇帝皆于清明节举行茶宴，分踢群臣功戚，《全唐文》载有柳宗元“为武中函谢赐新茶表”和刘禹锡“代武中垂谢新茶表”（两篇），表明在宫廷，茶被统治者作为安抚边蕃和臣下的特别“礼遇”。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首开“税天下茶”，“十取其一”，贞元九年（公元893年）上茶税“岁则四十万贯”。税额十分可观，使茶叶生产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茶业的发展进一步得到国家的重视和倡导。
中唐酒道大行，耗粮日渐增加，人口也日趋增多，朝延为节约粮食，确保人民生活所必须，一边禁酒、一边倡导饮茶，以茶代酒，于国于民皆有大益。
不仅如此，唐代宗后，朝廷内凡举考、论经修志、较量文章，“宫人已下待茶汤。”唐时，中国成为世界文化经济交往中心，赠茶又是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使得饮茶习俗随之流传国外。
唐代最高统治者直接提倡饮茶、热衷茶事，皆因茶体现了皇家的意志，适应统治的需要，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因而茶的地位由此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的高度。
三、文人士大夫的褒扬
唐以前文人士大夫就介入饮茶活动、与茶结下缘份，并有作品留世。但唐之前的茶诗文零星散见。唐朝的统一强盛、国泰民安、宽松开明的文华背景为文人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条件、激发了文人创作的激情，加之茶能涤烦提神、醒脑益思而深得文人喜爱，文人士大夫面对名山大川、稀疏竹影、夜后明月、晨前朝霞尽兴饮茶，将饮茶作为一种愉悦精神、修身养性的手段，视为一种高雅的文化体验过程。因此，自唐以来，从流传下来的茶文、茶诗、茶画、茶歌等来看，无论是从数量到质量、还是从形式到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唐以前的任何时代，这对饮茶风尚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代茶诗多达数百首，题材涉及茶的栽、采、制、煎、饮，以及茶具、茶礼、茶功、茶德等等，可以说在唐代不饮茶做不了名诗人，名诗人不能不写茶。

唐代诗人有极为广泛的活动范围，在饮茶习惯尚未普及和逐渐普及过程中，诗人们利用交游、酬唱机会，写下了大量的动人茶诗，言茶妙用、宜茶功效、普及饮茶知识。人们通过这些动人的茶诗，得以了解茶功用，这无疑推动并加快了饮茶风尚的形成。
四、禅宗佛教与茶一味

《封氏闻见记》又载：“茶，一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段文字证实，唐代饮茶习俗的兴起，尤其是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北方的饮茶，与佛教传播关系甚为密切。饮茶藉信佛而盛行。
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唐僖宗供奉佛骨舍利的系列金银精美茶具来看，其造形和纹饰具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且入藏地宫供奉佛骨舍利、反映唐代以茶敬佛、献佛的习俗，唐皇室宗佛以茶敬佛的风尚对佛教在全国的传播及饮茶习俗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脱胎变革为禅宗佛教后，至唐代逐渐向全国传播开来，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达到中国佛教最隆盛程度。此时，名僧辈出，僧居佛刹遍及全国各地，僧人数以十万计，禅宗佛教提倡坐禅，通过身体的修练达到精神的升华。坐禅夜不能睡，且只允许早、中两餐进食，以便身心轻安、静坐敛心、专注一境、最终“顿悟成佛”。而坐禅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空腹长时间静坐，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教义戒规，又能清心提神、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茶性宁静清雅、质朴致和、淡泊去欲，“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经》），僧人从饮茶实践中发现，饮茶即可提神醒脑、消除疲乏、修身养性，又能补充水分，获得丰富的营养，因而茶深得僧人喜爱，与佛结下不解之缘，成为适应佛教生活一日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饮茶逐渐成为寺院生活的重要内容，饮茶之风传遍各大小寺庙。
为满足禅宗佛教用茶的需要，各大小寺院大力种茶制茶、研茶，现流传下来的多数名茶、皆产自仙居名山的寺庙。如，长兴吉祥寺的紫笋、霍山长岭庵的霍山黄芽、庐山招贤寺的庐山云雾、蒙山智炬寺的蒙顶云雾、当阳玉泉山玉泉寺的仙人掌茶、黄山松谷庵、云谷寺的黄山毛峰、徽州松萝庵的徽州松萝、杭州龙井寺的龙井，等等举不胜举，这其中的名茶，有的直接以产茶的寺庙名命名，如徽州松萝、杭州龙井等；有的甚至直接以创制名茶的僧人法名为名如：徽州老竹大方，有的是僧人专为拯救民间病人采制而着名，如：九华山的黄石毛峰，佛教界广为种茶、制茶、研茶，对促进茶叶的生产及品质的提高作了历史性的贡献。此外，寺院有“茶头”僧专事烧水煮茶，以备献茶待客，有“施茶”僧专为游人香客惠施茶水，有名僧着茶书、写茶文、作茶诗，世界第一部茶学专着《茶经》的作者陆羽即是一名僧。佛教寺院兴起的种茶、制茶、研茶、尤其是饮茶风尚，在唐朝佛教极大的社会影响下，由僧及俗，促成了唐朝“风俗贵茶”的局面。概而言之，佛中有茶、茶中有佛、佛离不了茶，茶因佛而兴，所以有“茶佛一味”或“茶禅一味”之说。
综上所述，唐朝饮茶风尚成因，有其社会条件和基础。没有盛唐的社会背景和条件难以产生茶人兴茶、皇家重茶、文人写茶、佛教崇茶、商人贩茶、举国饮茶的社会现象。茶诗文的创作传播普及了饮茶知识、宜传了茶的功效，对饮茶风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积极经销茶叶，繁荣了茶叶市场、方便了人们饮茶，对饮茶风尚的普及作出了保障；“茶佛一味”，促成饮茶风尚的形成，统治阶级对饮茶的倡导和重视，使茶的地位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的高度，在全国产生上行下效的效应，而使饮茶风尚达到了高潮，并持久而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