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思想的三种历史形态与三种现代形态

乌托邦思想的三种历史形态与三种现代形态

知识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两种形态，“前者的功能在于维护现行秩序，后者则在于反对这种秩序，人类历史的更替和演进在观念的维度上可以表达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振荡，在乌托邦取代意识形态之后，自己亦相应地成为了意识形态，并创造自己的对立面”。所谓意识形态，是指“维持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所谓乌托邦，是指“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那些思想体系”按照曼海姆的思路，即探寻人类“思想混乱的基本因素及其过程”。
为此曼海姆首先探讨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何以成为一个问题。这次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节点的出现，源于人们对教会设立的“客观世界秩序”的价值观念的崩溃。对存在与意识关系的探寻，在对客观世界秩序产生抵触之后，走向了客观世界的另一极，即是偏向主体的一极，即走向以主体为出发点的人类认知行动。从此，人类开始有了强烈的主休意识，也开始了对世界的发现之旅。这一主体性意识的生成，最终成为理性主义思潮的源起。之后的人类，似乎是对偏向主体的模式的矫枉过正，于是又回到了偏向客体的道路。这一次从主体一极向客体一极的偏移，见证了自然科学逐渐崛起的历程。偏向客体的道路受到好评的原因，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主体也不完全是安全的出发点。 [1]
在分别经历了从客体到主体，再从主体到客体的偏离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思想史节点开始成型：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起点，究竟应该是偏向客观世界，还是偏向主体认识，开始模糊不清。这种模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在随后崛起的心理学科内部认知取向完全不同的分支的呈现。在这个深刻的断裂处，曼海姆认为走出这种认识困境的前提是认识到这样一种实际情形：“外部客体的世界与心理体验的世界处于连续流动之中”。着重研究个体的心理学，已经无法对这种流动状态的世界给予分析。在此背景之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崛起。它的长处在于，它能将作为个体的群体生活的背景嵌入以求对流动的事件的理解，即是说，社会学诞生的理由和它努力的方向，是想在主体偏向和客体偏向的非此即彼的认识关系中，加入第三种办法，这种办法看似是一种折中，其实更是一项思想史上的重大发明，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探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方式，终止了作为个体的人类在思考时习惯于将自身思考经历和经验与群体相分离的做法。
由社会学得以发生的理由，曼海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思想史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不是靠对客体的不同偏见，而是要发现为何关于客体的观点会各不相同。因此，曼海姆抵制社会科学纯粹在外部可以测算的关系上下工夫的研究取向。在此基础上，曼海姆给出了对社会科学的基本命题的理解：“构成一件事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依赖关系较之全然地外部形式化的因素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本质上更易于理解”。这就既否定了一些人认为他的观点是相对主义思想的指责，又表明了曼海姆本人相信研究中个人态度与意志的介入对于理解世界的来源的可能性。 [1]
曼海姆认为，任何的观念都有其诞生的土壤，而不仅仅是个人化的创造。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之下，曼海姆在第一章以后的几个章节中，开始了他对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历程的分析。
在第二章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分析中，他提倡避免从心理学的层面去分析作为以刻意的谎言而存在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学说，而应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作为总体性概念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这里，曼海姆试图展示他所倡导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任何一个研究者，在进人这个路径时，都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带有价值预设的立场，并不一定就比自己对立的价值立场更高明。因此，曼海姆把知识社会学看做是对“怀疑的系统化”。曼海姆在梳理意识形态何以成为意识形态时，也是从“意识自身”得以萌芽的启蒙时代开始追溯的。这一构成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雏形是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第一阶段。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由黑格尔来完成的。他在这个普遍性的概念中注人了民族精神这一成分，于是思想史上开始有了被区分的意识成分。于是“民族精神”这一观念，开始进入历史。第三阶段意识形态概念的成型，则是缘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意识自身开始向更具体的主体过渡。民族精神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第四阶段才是人们较为熟悉的阶段。此时，“阶级”取代了“民族”，成为更为重要的决定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这个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作为一个总体观念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进入历史，又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不同的人群所感知。展示这个源流，是理解当今所有意识形态争端的基础和前提。 [1]
在该书的第三章里，曼海姆以科学政治学的前景题目，做了一个详尽的个案分析，以求厘清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以行为科学诞生所需的前提来看，政治科学研究者观点背后的动机和利益无法与研究对象分离，导致了专门的政治科学没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建立违背了基本假设，即研究者思想的不同结构要独立于被研究的行为。他分析了19世纪和加世纪最重要的五个理想类型，剖析了它们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其政治行为作为科学的根本看法的重大影响。从这些不同的立场中，他总结出了一个由各路观点综合而成的社会学问题：在认为政治科学因受观点立场的直接影响，因而似乎导致了政治科学的不可能时，“恰恰是在困难变得最明显的这一点上，我们达到了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导致的两种新的可能性中，建立党派学校讲授党派观点的这一种可能被果断排除，剩下的一条道路，正与曼海姆在该书第一章中所宣称的立场相吻合。这种建立在与党派基本特征完全相反的立场之上的可能性是：正由于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立场的呈现，才使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成为可能，因为正是这些相互冲突的立场给了我们实现包含整个政治领域的可能，因为只有这个多元的立场给了人们全局的视野。在这个判断之下，再次看到了曼海姆本人的立场：正视和理解各种观点背后的价值判断而非回避价值判断，以求更准确和全面地对事物的理解。 [1]
在第四章中，曼海姆着重论述了乌托邦思想这一与意识形态相对的概念。曼海姆判别了乌托邦思想的几个主要类型：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似属于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的几种主义，在曼海姆看来，不过是乌托邦思想的不同阶段而已。而且其发生的时间离今天越近，其乌托邦的强度就越弱。因而越是在后期形成的乌托邦思想，就越是表现出更接近于历史—社会进程的特征。从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过是乌托邦精神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而已。而那些比乌托邦气息渐退的日常世界中的各种观念，无非是早期乌托邦思想变化而来的一些东西。至此，又回到了曼海姆在开篇第一章中所提到的主题，即所有的现代观念。无一不是那个古老问题的变种。
该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是曼海姆为《社会学袖珍辞典》所撰写的关于知识社会学的词条。这个作为框架的词条，与前面的风格不同。作为社会学一个年轻的分支，知识社会学旨在探讨“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具体地讲，它的研究问题是：“社会结构何时、何地开始表现在论断的结构中？在什么意义上，前者具体地决定后者？”为了回到问题本身，知识社会学更关心其研究对象的观点得以产生和对其施加影响的政治历史环境以及这一环境何以对其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