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彩陶文化的地理分布和风格类型？

中国彩陶文化的地理分布和风格类型？

彩陶最早于1912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其后在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地陆续发现。彩陶因时间的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仰韶文化彩陶〗 　　仰韶文化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 　　仰韶文化的制陶工艺相当成熟，器物规整精美，多为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灰陶与黑陶较为少见。其装饰以彩绘为主，于器物上绘精美彩色花纹，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部分内容及艺术创作的聪明才智。另外还有磨光、拍印、等装饰手法。造型的种类有杯、钵、碗、盆、罐、瓮、盂、瓶、甑、釜、灶、鼎、器盖和器座等，最为突出的是双耳尖底瓶，线条流畅、匀称，极具艺术美感。 　　由于时间跨度与分布地域的不同，仰韶文化必须分类加以区别，主要有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
半坡彩陶 　　最早发现于西安半坡，距今有七千年的历史。是我国彩陶文化历史较早、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一个类型。半坡彩陶的遗址，在河流的岸边，因而半坡的彩陶有汲水尖底瓶、葫芦、长颈瓶，另外还有盆类、罐类，与今天的盆罐大体相似。 　　半坡彩陶早期纹饰，多为散点式构图。也就是说，在一件器型上，装饰往往只占据器面的一小部分，纹样一般是自然形态的再现。半坡纹饰的形象可爱，表现了人类童年的天真稚气和与自然的亲切关系。仔细体味，有人与自然溶为一体的感觉，可以说是半坡人原始生活的记录。 　　纹饰形象主要描绘了当时人们接触的动物，有奔跑的鹿、鱼纹、人面纹、蛙纹、鸟纹、猪纹以及由以上纹样两种或三种组合的纹样。也有一些单纯的任何纹样如折线纹、三角纹、网纹等。 　　庙底沟彩陶 　　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主要有盆、碗、罐等。早期和中期也有类似半坡的葫芦形瓶。 　　庙底沟彩陶比半坡成熟得多。点、线、面搭配得当，空间疏朗明快。曲面之间，穿插活泼的点和线，使纹样节奏鲜明，韵律感很强。二方连续的组织结构，是节拍的具象化，更使之有较强的音乐效果。这反映了原始的恬淡、闲静的心态。
〖马家窑文化彩陶〗 　　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其彩陶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陶器大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型，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得非常细腻。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还发现有窑场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碟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工艺已开始使用慢轮修坯，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师。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在我国所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它的内彩也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
半山彩陶 　　　半山类型的彩陶器，多为罐、壶。造型饱满近似球，足内收，腹近直线，由于器型的下半部内收，装饰都集中于上半部。 　　半山类型的彩陶，是在马家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马家窑更丰富；她的繁荣昌盛、雍荣华贵的风格是由饱满器型上的旋动结构的纹饰，黑红相间的色彩，线条的粗细变化，及锯齿纹、三角纹的配合，大图案里套小图案形成的。旋转而连续的结构，使几个大圆圈一反一正，互相背靠，互相连结，有前呼后应、鱼贯而行、连绵不断的效果，显示一种融合、缠绵的气势。与器型共同构成一种雄伟宏大的气势。半山期，是我国彩陶文化的高峰阶段，显示博大、成熟和完美的特色。 　　马厂类型彩陶 　　1924年秋发现于青海民和马厂塬，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等地，器形基本沿袭半山类型的造型，但较之半山彩陶显得高耸、秀美。出现了单耳筒形杯，耳、纽的造型富有变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前2050年。纹饰有同心圆纹、菱形纹、人形蛙纹、平行线纹、回纹、钩连纹等。另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中也出土有彩陶，但在数量、规模、艺术水平上与上述文化类型的彩陶有一定差距。古代陶器中还有一种在陶器烧成后画上纹饰的彩绘陶。

新石器时代，南北陶器装饰已出现不同面貌，大体说来，黄河中上游为一种，主要表现为彩绘的样式；长江中游为一种，主要表现为素面刻划的特征，在已知的考古发现中，这一区别十分明显。 当然，东亚大陆的新石器文化几乎都有彩陶出土，但从数量上看，各个区域所出异常悬殊，据有关资料显示，出土彩陶的遗址，长江中下游约有39处，黄河中上游约有240处。后者是前者的6.15倍，假如长江中游与之相比，显然更是大于这个倍数了[2]。而且，黄河中上游彩陶极其丰富，不仅体现在拥有彩陶的遗址数量上，还体现在单个遗址或墓葬所出彩陶的数量上。换句话说，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文化遗址几乎都有彩陶出土，而且每个遗址和墓地所出数量还不少，以青海柳湾墓地为例：该地1500座墓共出陶器（包括修复的）15133件，其中彩陶占2/3以上[3]，约有4730件。而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汤家岗类型早期的1090块陶片，仅有8片施彩[4]。所以，南北陶器装饰风格不同，是历史的客观现象。 仰韶文化的彩陶也是从拍印、刻划阶段发展而来，其前身，裴李岗遗址出土粗松的红陶就是用简单的压印纹和刻划纹装饰的，半坡遗址所出也大抵如此，直至庙底沟类型，彩陶才真正进入繁荣期。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彩陶又明显减少，其发达的盛况被西边马家窑文化所替代。大溪文化在不同分期中的变化，也显示了彩陶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第五期逐渐消失的曲线。如果说南北有所不同，只是体现在相对量的多寡上。 据分析，史前人使用的颜料，红色为氧化铁红，黑色为氧化锰，均属于无机质矿产。田野发掘所获得的资料能给我们以下启示：关庙山类型大部分处在山区，或许有一定的矿物颜料来源，所以彩陶相对发达一些，汤家岗类型处在平原，彩陶则相对不发达。这些资料进一步表明，就是关庙山类型的彩陶，大部分也出自三峡地区，三峡以东的平原，彩陶同样很少。生活在平原和丘陵上的原始先民，由于缺乏无机质矿产，只能将有限的颜料施于精巧的器物，或用于重要的仪式中，至于其他方面只好节省了。 铁矿、锰矿在我国分布广泛，但北多而南少，而且并非所有铁、锰矿都能研磨成颜料。只需便宜加工就能使用的，必须是经过风化、淋滤作用后的产物，即暴露在地表的土状赤铁矿、褐铁矿、氧化锰等。《山海经》所记载的颜料，赭与丹即属于风化、淋滤型矿物质。赭，《说文》谓：“赤土也”。色相呈红褐色。《山海经》西山一经：“灌水出焉……其中有流赭，以涂牛马无病。”郭璞认为，“牛马”或作牛角，“今人亦以朱涂牛角，云以辟恶。”矿物颜料可以涂抹，可见风化程度之甚，在新石器时代，这样性状的颜料原始先民使用起来不致有什么困难。<说文》谓：“巴越之赤石也”。色相呈橙红色。既称为“石”，较之“土”似坚硬一些，使用起来必须经过碎矿与研磨的过程。但也有土状的，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云：“其土则丹、青、赭、垩”。至于丹粟，则如郭璞注“如粟也”，显然是一种较为细碎的红土。《山海经》中青雘、丹雘的性状不甚明了，赭与丹粟则大体符合风化、淋滤作用后的特征。它们最有可能被原始人类直观地认识，使用起来又十分简便。 矿产资源造成南北原始陶器装饰艺术的差异这一推论，还需要矿料分析及实地勘察来最后证实，但我们已有基本理由认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得到充分发展，皆因黄河中上游拥有丰富的无机质矿物颜料使然。据发现，仰韶文化的饮食器几乎都有彩绘，不过局限在肩部以上，而马家窑文化的器物一般上下通绘，甚至许多大口径器物内，以及夹砂炊器上也画满了图画。黄河中上游彩绘陶器有数千年的历史，其颜料富足的状况可见一斑。而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是第四纪下沉的陆凹地，从全新世开始至第三代，由长江、汉江挟带泥沙充填而成，不可能产出无机质矿料。四周所分布的，如河南信阳、湖北嘉鱼、长阳、大冶，又都是不具备风化、淋滤特征的热液型锰矿、沉积锰矿或铁山式铁矿，这类地质条件下，彩陶的数量与质量不及黄河流域就不奇怪了。 得地理之惠，黄河中上游的原始先民充分地发展了彩陶。受资源限制，长江中游彩陶的发展就有限了，这里的原始部落也许像澳洲的代厄人，曾经为获得无机质颜料而远征[16]。但这不是长久的办法，美化自己的生活还需开发巧智，巫术和审美的双重动力，使这里的史前人将早期的仅具有使用功能或体现工艺痕迹的拍印、刻印，发展成具有审美意义的戳印、刻划、捏塑和镂孔，经过几千年的陶冶，这些样式成为南方原始陶器艺术的突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