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湖的“阮堤”，“唐堤”真的是阮元，唐继尧修筑的吗

翠湖的“阮堤”，“唐堤”真的是阮元，唐继尧修筑的吗

今天的翠湖，南北走向的堤坝上赫然树有“阮堤”、东西走向的堤坝也树有“唐堤”的碑碣，且有题跋。它告诉游客：这是阮元、唐继尧修筑的。事实真是这样吗？
回答是否定的，这是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先说“阮堤”。一般人都认为它是清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所筑。其实，这道堤坝，早在嘉庆21年（公元1821年）以前就建成了。这是有案可查的。不信请看嘉庆21年的《鼎建莲花禅院碑记》，这篇《碑记》提到：“其海心大路，南北绵亘三百余丈，百余年来，悉皆坍塌倾陷，窄狭低洼，雨水盛行，浸庵断隔。”由此可见，这条南北走向的大路，到嘉庆21年，已存在了百余年，只不过年久失修，这条堤坝大路塌陷难行。但莲花禅院建成以后，“用北直易公德政倡捐，加高培宽。半载之功，修培平坦，行人无复病涉。”从这个《碑记》可以看出：所谓“阮堤”，实际是阮元之前百多年就存在，到了嘉庆后期，由直隶（河北）人易德政倡修定型，和阮元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不错，阮元也修筑过翠湖的路。他修的路是将观鱼楼三面围起来。他修这条路的时间是道光15年（1835年）。而上一年，云南知府董国华就用竹篱围好了，作为“蓄水卫鱼”的围栏，并布告民众，禁止在围好的内海捕捞。第二年，阮元将竹篱拆去，“复倡捐于插篱处筑堤一道，可由寺南绕出寺北，设涵洞泄水而不走鱼，西轩改造舟屋三楹，旁楼以<莲笑>额之。”这一段，见于《道光云南通志~海心亭放生池诗并序》。这才是阮元在翠湖修的路。
由此可见，“阮堤”根本就不是阮元所筑，或者说，和阮元根本不搭界。可是，把这条南北通衢大道说成“阮堤”，又是从何时、何处说起的呢？原来，它是从1924年成书的《昆明市志》开始的。在该书的《胜迹》一章里，将翠湖南北走向的这条路堤，记为“滇人称为阮公堤”。这种疏于复查的说法，竟一直沿袭到今天，不但报刊杂志称这条堤路为“阮堤”，还公然勒石于堤岸，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更为错误的是：这块“阮堤”碑碣的跋语，把1834年说成是道光15年。1834年是道光14年，只要翻一翻书，就不会发生这个纪年错误。
上世纪20年代，从翠湖南门到海心亭这一段，被称为“绿杨村”，添设了桌椅和茶摊，大大方便了游客。加上翠湖南门是游客的主要进出口，错误地把它说成是阮元修筑的，并称之为“阮堤”，不知会误导多少游客。

再说“唐堤”。前面所引的《昆明市志》，因袭旧说，不仅错误地把“绿杨村”说成“阮堤”，还把翠湖东西堤说成是唐继尧1919年所筑，故而称为“唐公堤”。这也是一场误会。翠湖东西走向的长堤，早在1917年，当时昆明一家报纸叫《滇声报》，就以《培植风景名胜》为题，报道云南省长公署委托省财政厅修堤，“自兵工厂直达轩辕宫侧。”“兵工厂”在翠湖西门对面的仓园巷，轩辕宫是昆明早年的一座道观，位于翠湖东门对面。十分明确，这是翠湖的东西向堤坝，原来就有了。在省档案馆里，还能找到一份和翠湖东西堤坝有关的文件——省长公署下达给省财政厅长吴琨的训令。这份训令说，修堤坝的工程，由省会警察厅主持。警察厅在工程完工后，上报工程款的支付情况。警察厅的报告，对东西堤坝工程，使用的是“修理”一词，这也可以旁证：翠湖的东西堤坝原已有之。
1919年，唐继尧在东西堤坝两端为唐氏家族树“双节坊”，顺便平整东西堤坝道路，另建两座对称的石桥。这两座石桥的桥面是有多个小孔的铸铁件，所以，旧的《市志》称之为“铁桥”，并没有如“唐堤”碑碣上说的是定名为“卫东桥”、“定西桥”。
尽管唐继尧修理了这条东西堤坝，也不能说这条堤坝是他修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