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在红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有哪些

周汝昌在红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有哪些

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曾用笔名念述、苍禹、雪羲、顾研、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堪为当代“红学泰斗”。平生有七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红学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一部具有开创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另在诗词、书法等领域所下功夫甚深，贡献突出，曾编订撰写了多部专著。

周汝昌一生致力于红学研究，其研究方法师承于胡适，但又独树一帜。周汝昌重点考证了曹雪芹的身世与家世，并且仔细研究了大量清宫档案之后，得出了《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的观点。并且通过对前八十回的仔细研读结合曹家史实，经过严密思考和逻辑推理，为我们揭开了隐藏在书中的深刻艺术内涵，伟大的诠释了《红楼梦》这部小敞籂搬饺植祭邦熄鲍陇说的艺术成就。其研究观点早已深入人心，为广大红学研究者和人民群众所接受。
周汝昌对于红学的贡献主要为：
◆对现今红学体系：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的一手构建。
◆《红楼梦新证》是任何一个研红的人都绕不过去的著作，无数红学研究者从中得到给养和惠宜。

◆曹学，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考证，使得人们对于《红楼梦》作者有了一个空前清晰的印象。
◆《红楼梦》汇校工作：周祜昌、周汝昌二位先生五十六年心血的结晶《石头记会真》，汇集已发现的现存于世的古抄本10余种，对其进行全面汇校，展示所有异文，使之成为接近曹雪芹原本真笔的一部可以信赖的《石头记》。
◆把《红楼梦》上升到中华文化小说的高度，提出“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红楼梦》应列为第十四经。

有疑问请欢迎追问，答得好请采纳！ 如何评价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贡献 ——在新版《红楼梦新证》发布会上的讲话 刘梦溪 我住的很远，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会，我需要来参加。当然首先是对刚刚故去不久的周先生表示我的缅怀和敬意，真诚的敬意。我跟周先生平时接触不多，大概在座的几位有了解，我和所有研究红学的老辈接触都不多。 周先生的红学成绩，我想可以从几方面来讲。一是在红学史上，周先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真正讲红学史，当然也有的认为从最早的书一问世，乾隆年间出来抄本，脂砚斋加批注，红学也开始了。但实际上的近代红学，还是应该从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先生、王国维先生他们的著论开始，中国现代红学作为一科是从他们开始了。而且非常有意思，它一开始就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个单独的门类，成为红学一科。而且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开端来讲，它居然是非常早的，因为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是在1904年，大家知道，王先生的方法是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的理念，来重新解读这部大著述。 因此现代红学的开始，首先要追溯到王国维王静安先生，1904年他发表《红楼梦评论》，紧接着1917年，这个年份我忘记了，在车上请教中华书局的一位何龙先生，他帮我查到，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是在1917年。当然我们还知道，1921年，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面世。所以，现代红学首先应该追溯到王、蔡、胡，大家知道他们的观点不同，但是他们三个人的著作开辟了红学研究的三个流派的起点。 王国维我称他为小说批评派，而蔡元培先生是索隐派，胡适之先生是考证派，他们是这三个红学派别建立新典范的人物。过去讲这三派的时候，很容易有所轻重，现在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大家对这三派比较能够公正的看待了。他们都了不起，考证和小说批评不用说，索隐也同样了不起。特别是现在，大家越研究越深的时候，觉得索隐派所揭示的这部书的内容，很可能还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最近我读到北京大学一位物理还是化学方面的老师写的一部红楼梦的著作，我不认识作者，她给我寄了一本，含着激情来写的这本著作，语言非常顺畅，也不是没有相当道理啊。 对于红学的各种流变，后来很多曲折的历史，我不讲了，主要想说周汝昌先生在现代红学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讲？因为1948年，他在《天津日报》发表的曹雪芹卒年的重新商兑以后，他自己在这个学科上的起点就建立起来了，而且得到胡适之先生的重视，采纳了他的癸未说，当然胡先生后来有变化。曹的卒年，现在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不去说它。主要作为周先生红学研究的起点，从1948年开始，他就完全以自己的特见、新见、创见站立在红学研究的舞台上。紧接着，没有几年的时间，他的《红楼梦新证》就完成了，出版是在1953年。他得用多大的精力、毅力、创新的能力、百折不挠的精神，写出这部《红楼梦新证》。 《红楼梦新证》的出版是一个标志，如果说周先生从一开始就站在新的里程碑的起点上，那么《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则确立了他的红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地位。这部书是真正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我们还可以讲，这部书是个经典。我不大容易简单称一个学者的一些书就是经典，因为我在很多年前，梳理过20世纪的学术史，选出那么多人，有四、五十家，重新编篡出版，我称他们为经典。但我今天可以讲，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它是一部经典，它是红学这一学科的经典。而且不仅如此，它在红学三派当中，《红楼梦新证》又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的著作。他建起了一座大厦，如果说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开辟了一些思路，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周汝昌先生则是把有关《红楼梦》作者的相关材料和问题，构建成一座完整的大厦，这个大厦像迷宫一样吸引人。红学成为20世纪的显学，和周汝昌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强调周先生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他在红楼梦研究的历史上，在现代学术史的红学一科中，他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但是他的贡献不止于此，他对红学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是红学的相关分支学科的开辟者。正由于周先生的研究，才产生了曹学。一开始，其他的研究者是以批评的眼光来看的，说你不是研究红楼梦，你是研究曹雪芹，研究他的家世，你这是曹学。后来我们这些人仔细一想，曹学有什么不好？那样丰富的和整个清史连在一起的学问，难道不值得尽我们的毕生之力吗？所以周先生是曹学一科的开辟者，而且几个相关的专学，脂学、芹学、版本学，这些名称是不是周先生最早提出来的？而且他有一个特殊的看法，当时我们不一定很理解，他说什么叫红学？只有研究这四个分支，曹学、脂学、探佚学、版本学，这个才叫红学，不同于小说评论的红学。这个话，只有学问做到相当程度的人才感受到这个话的学问力量。力量在哪里？他把对一部书的研究变成了真学问。其实红学研究的吸引力很多情况不在于对书本身的研究，而是对包括背景、作者身世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有无穷无尽的魅力，因为它有很多谜。所以周先生还是红学相关学科的开辟者，他在当代红学史上的地位，我可以讲没人能比。 我比较熟悉的一些人，刚才讲到王、蔡、胡，那是早期的大师了，他们都有开风气的贡献，但其学问主体并不在红学，红学不过是他们的鳞爪余事而已。像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主要成绩在古文字、古史和宋元戏曲的研究。蔡元培是教育家、伦理学家。胡适的方面更广了。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的非常重要的红学研究者。但红学在五十年代以后，有三位了不起的人物，鼎足而三，这就是周汝昌先生、吴恩裕先生和吴世昌先生。这三位学问相寽，研究红学各有侧重，吴世昌侧重版本，吴恩裕侧重曹雪芹本人，周汝昌先生侧重家世。而学问根底，吴世昌先生所专精是词学，吴恩裕先生所专精的是西方政治学，吴恩裕是学西方政治学的，而周汝昌先生呢，他用自己全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学问的素养来研究红学一科。就他们的红楼梦研究来讲，这三位我都比较熟悉，但是我觉得总成绩，周先生还是高于另外两位。周先生是典型的传统的文史学人，他的诗词也是一流的。 我还模模糊糊感觉到，但没有做具体研究，这就是近二十年，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二、三十年的红楼梦研究，可能在座的更了解，我不是太关注，我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一科，相关的著作我也很少读，包括周先生的文章我看得也很少，但有时在电视上看到他，有时看见他的新书问世，十二层啊，夺目红啊，我能感觉到他这个时期的研究，把近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又向前推动了一步，是不是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各位比我更了解，我想大家一定有话说。是不是周先生近年的研究形成了《红楼梦新证》之后的全方位展开的一个新高店，这个高点调动起来他所有的学问，源源不断，喷流不止。 周先生学问的可贵在哪里？在于很多红楼梦研究者腹笥甚空，肚子里货不多，当然这部书读得很熟，慢慢研究也能自成一家，这个我们也不轻看，但周先生的学问的根底，关于中国学问的文史根底、关于基本的考证功夫、关于对古代作品的赏析能力，他是一流的。他把他全部这方面的功夫和能力都用来集中研究红学一科，因此他继《红楼梦新证》之后，又创造了红楼梦研究的新高点。可惜周先生已经故去了，如果他在世的话，他一定还有许多话要说，他还有许多新思想。所以他的研究可以说进入广漠无涯的地步，他的研究是真学问，如同钱钟书先生讲的，真正的学问，那是二三素心人、荒江野老悉心培养商量之事，没有那么多节外生枝的事故。周先生的研究就是独处一室，也可能有些年轻朋友，梁归智啊等等，因此对周先生毕生研治红学的成就，切不可低估，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以很高的评价。 尽管周先生临终前有些嘱咐，不开这个会，不这样不那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学术界有一点有负于他。他是红楼梦研究的泰斗，是二十世纪学术流程里的一位称得上大师的人物，我们要好好地纪念他。当然，任何研究学问的人，他的立说是不是全靠得住，不一定。王国维先生去世了，陈寅恪先生给王国维先生写的纪念碑铭，就讲，王国维先生的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王国维的学术也有可商量之处，谁的学术能没有可商可议之处呢。周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不不见得每一点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会细心体会他那种做学问的功夫，那种沉醉学问的态度，叫我们感到钦佩。因为人文学科的真理性的探讨，本来不像社会科学那么明显，有的是看其中的学问味道，不必因为哪一个观点或者不同的人事，就低估了周先生的学问，低估了他的整体红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