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对中国佛教的传播有何深远影响

梁武帝萧衍对中国佛教的传播有何深远影响

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
他建立了大批寺辽，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有力的推动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
（1）、梁武帝推崇佛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反映并适应门阀士族、王室、官僚和文人的利益需要和信仰需要。自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历来是佛教的主要社会基础。如南朝最大士族王、谢，王氏自王导倡导佛法、奖进僧徒以后，世代奉佛。谢氏与佛教也因缘很深，谢灵运更是揄扬佛旨，进一步发挥顿悟成佛之义，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整个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的社会，他们是统治阶层的主体，梁武帝自然要依赖于他们，则必然要倡导他们尊崇的佛教了。到梁武帝时代，信仰、提倡佛教已成为上层社会的传统习惯。
（2）、梁武帝倡佛，也是企图适应社会心理状态，为全社会指引超脱生死之路。魏晋以来，整个国家呈长期分裂状态，战争频繁，社会动乱，人们都有朝不保夕的忧虑，即使是皇帝也不能例外。据统计，东汉末年以来至梁武帝即位，约二百八十年间，称帝的达一百十人左右，平均在位不到三年，其中大部分是被杀、被废和被俘的。性命短促，人生无常，欢乐少有，悲伤良多的慨叹，支配了人们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态度。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弥漫于中国大地的典型音调，成为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内容。人们除了及时行乐、尽情享受，还产生摆脱人生苦难的强烈的欲望和执着。这就为佛教的发展造成特别有利的条件，而佛教也以其来世成佛的美好幻境召唤人们。梁武帝倡佛正是适应这种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普遍要求的反映。
（3）、佛教势力益趋强大，争取广大佛教徒的支持，是梁武帝倡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佛教自传入到梁代，已有五百年的发展史。佛教徒中上层人士依赖于朝廷的支持和人民的供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特权，不负担租赋和徭役，从而逐渐有了寺院经济。寺院不仅占有大量钱财，还占有土地田园和户口，甚至还放高利贷。在梁武帝时，寺院蓄养大量的“白徒”和“养女”，即没有出家而为寺院服役的男丁和妇女，几乎占有全国的一半户口。这表明当时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僧侣地主阶层。这个阶层既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势力。佛教需要得到整个地主阶级特别是门阀士族的支持，而门阀士族也需要得到佛教界的支持。梁武帝的弘奖佛教也是为了争取佛教界支持的一种含有政治意义的努力。
（4）、从佛教自身作为统治工具的角度来看，儒家是适合封建土地所有制，适应中央专制主义的集权制，符合以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伦理关系，并以此取得了正统地位。但儒家缺乏完整的宗教形态，在统治人民思想发面不如宗教浓烈，有很大的缺陷。而道教承袭了古代的巫术和神仙方术，也没有形成系统、完整、庞大的宗教体系。它宣传“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由于根本做不到而日益受到人们的冷落。而佛教的宗教哲学、因果报应说、禅定修持、清规戒律、念经拜佛、布施功德以及各种宗教仪式，由于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有非常完整的宗教形式，而能适应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需要。它把人们的眼光从苦难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生，更是对人们具有独特的作用。佛教又能适应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条件和思想条件，和传统的思想、迷信相融合而日益中国化，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说，梁武帝提倡佛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地选择、充实和调整思想统治工具的历史表现。
（5）、从梁武帝的个人因素来考虑，他通儒道、精文学，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这为他接受佛教提供了条件。同时，他的多重而复杂的性格，是他崇佛的内在主要原因。梁武帝具有强烈的内倾、封闭、保守和怯弱的性格，一方面他有贪婪和伪善的一面，他幻想既能从“布衣”而变为国君，也会有可能由凡人变为佛国菩萨。他突出个人，唯我独尊，制造对佛教的宗教迷信，正是要为臣属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他多次舍身，又要兼白衣僧正，其实是一种奉行政教合一的图谋；另一方面，他终身怀着强烈的精神寄托，沉溺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正是由此，使他走向佛门，他的狂热奉佛行为，也许不仅仅是出于宗教信仰，而且也还是他富有理智的冷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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