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草书唐诗,宋代大兴帖学及其对书法的影响？

王铎草书唐诗,宋代大兴帖学及其对书法的影响？

北宋刻帖的行世，随之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帖学研究。帖学的兴起，仍然始于北宋。元祐七年（1092）刘次庄首先作《法帖释文》附刻于《戏鱼堂帖》后；后南宋陈与义著《法帖刊误》对刘次庄《法帖释文》进行校正。其间欧阳修、曾巩、苏轼、黄庭坚、米芾都有关于帖学研究的文字见诸各种题跋、笔记、杂考之中。南宋中期，帖学研究之风愈浓，出现了如曹士冕的《法帖谱系》、曾宏父的《石刻铺叙》、姜虁的《绛帖平》等10余种书学专著，分别对各种丛帖的优劣、源流、摹刻背景、法书真伪进行了考证与研究。这些帖学专著的问世，为后世帖学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北宋刻帖不仅对后世刻帖及帖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的书法艺术亦是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首先，北宋刻帖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几近绝迹的历代名家法书。以王羲之为例来说明之。在唐太宗时期，王羲之的真迹尚存1000余件，而到宋太宗下旨摹刻《淳化阁帖》时，之间也才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来，由于战乱频仍，加之保存条件的限制，只剩下160余件了，而且还包括一部分仿作。前人法书佚失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假如没有《淳化阁帖》及其他刻帖的话，中国的书法历史将要改写了。从另一个侧面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一窥张芝、崔瑗、谢安、索靖、羊欣等书法大家的书法风采，同样也得益于刻帖的编纂。其次，北宋刻帖的刊行，使书法艺术得以传播与普及。宋以前，由于刊刻技术等各种原因的限制，法书墨迹成为帝王贵族的专宠，民间士人难得一睹只鳞片羽。北宋时刊刻技术有了质的发展，由唐人的“响搨 ”进化到“棰拓”，这与前者相比，不但节省了时间，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成本。可以说是一次书法真迹复制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法书真迹为少数皇室贵族所把持的局面，使得广大布衣平民、文人士大夫阶层有了观摹、临习历代杰出书法作品的机会，壮大了书法队伍，对宋代乃至后世书法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第三，北宋刻帖还造就了一大批书法名家和一些历史书法现象。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都曾对刻帖有着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二王”法书用功尤深，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苏、黄、米、蔡终成一代书法巨匠。再加上北宋刻帖中收录了大量的尺牍信札,而这些尺牍信札又多为具有魏晋风范的行草书，这就引导着当时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学习起行草书来。行草书是最宜抒发书写者性情的书体，因此说，宋代刻帖对尚意书风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其后，元代的赵孟頫、鲜于枢；明代的文徵明、王宠、董其昌、王铎、黄道周；清代的查士标、张照、王文治傅山；近现的沈伊默、邓散木、白蕉等书坛大家也都从刻帖中汲取书法营养，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纵观研读明清两代尺牍，几乎每一件都有北宋刻帖的影子。北宋刻帖已然构成了行草书法的正源，深刻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