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和碑文的区别,勇于但当的富弼背景

墓志铭和碑文的区别,勇于但当的富弼背景

一、富弼与范仲淹的交谊
范仲淹墓志铭为什么要请富弼撰写?须从两人的亲密关系说起。世人但知范仲淹与韩琦关系密切，因而并称韩范。其实，富弼与仲淹则有着更为长久的深情厚谊。
富弼(1004—1083)，字彦国，河南洛阳人，比仲淹小15岁，终生呼仲淹为“范六丈”，以父辈尊之。据范纯仁介绍：当年富弼“应举京师，文正公方居文馆，见公而奇之，与语终日。曰：‘真王佐才也!’自此深爱重之。亲怀其文以见丞相王沂公(王曾)、御史中丞晏元献公(晏殊)洎诸近侍。曰：‘此人天下之奇才也!愿举于朝而用之。’晏公世号知人，遂以女妻之。时仁宗再复制科，先文正公谓公曰：‘子之才非常流，宜应是诏。’天圣八年，公遂以茂材异等中第。”(《范忠宣集》卷十七《富弼行状》)不知何因，纯仁将富弼与仲淹的交谊只从应举说起。他们的交谊其实比这还要早。据富弼为其父富言所撰《墓志铭》(见《琬琰集删存》卷二)称：其父富言曾监泰州榷酤，其时仲淹正监泰州西溪盐仓。所以富弼后来在《祭范文正公文》(《范文正公集》附录《褒贤集．祭文》)中曾追溯道：“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渭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己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末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既举而仕，政则未喻，公实饬之。”这里所称“某昔初冠，识公海陵”，如此感念仲淹恩德，说明那时的仲淹对于初冠的富弼显然是爱誉有加的。
富弼实为北宋历史卜一位热血报国、舍身忘家的忠义之士。进入仕途以后，他与仲淹情好日笃。仲淹因谏废郭皇后而遭贬，远在河阳签判任上的富弼就曾上书沦救，批评朝廷“一举而二失”。进入中央政府以后，两人更是齐心协力，共谋国是。特别是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实行变法革新，富弼成为最坚定、最激进的支持者之一。因此，政敌反对新政，业就把最猛烈的火力、最恶毒的阴谋指向了他们。富弼两次出使辽因，立有大功，但庆历三年再次使辽，回京复命之吋，竞被拒于京城大门之外，不容分说，便被打发出知郓州。原因就是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制造谣言。诬蔑富弼企图废掉仁宗皇帝，且已起草好“废立诏书”，而富弼这次出使，就被诬有勾结北国以求外援的嫌疑。仲淹也被散布了此类谣言。幸亏仁宗赵祯还算明白，并不相信。但是，这等谣言足以让革新派人士心惊肉跳，不敢自安于朝。于是仲淹借“边境有警”的机会，离开朝廷，先是宣抚河东，继而宣抚陕西，接着打报告请求辞去参政之职，就地担起西北戍边之责。随着富、范相继离开，反对派在朝中更是大耍阴谋诡计，开始了一场大清洗。他们先是抓住一些鸡毛蒜皮小题大作，兴起一场“奏邸之狱”，将拥护新政的苏舜钦等一大批青年才俊“一网打尽”；接着无中生有、捏造罪名，甚至毫无道理地就把欧阳修、韩琦、杜衍等一批支持新政的中坚重臣一一逐出京城。从此，庆历新政宣告失败，革新派人士全被排挤到外地。
仲淹自邻州解除边任之后，先后调知邓州、杭州、青州，最后由青州赴任颍州的途中病逝于徐州。富弼则由郓州先后改知青州、郑州，当仲淹去世之时，他已被调任蔡州。
富弼“好善嫉恶，出丁‘天资”(《宋史》卷三一三本传)。满怀报国之志而不得伸展，却遭受如此打击，心中之愤懑可想而知。他在《祭范文正公文》中泣血倾诉：“公在内史，我陪密幄，得同四辅之仪；公抚陕西，我抚河北，义分三面之寄。公既罢去，我亦随逝。从古罪人，以干魑魅。公我明时，咸得善地。自此蛊孽，毁訾如沸。必置其死，以快其志。公云圣贤，鲜不如是。出处以道，俯仰无愧。……相勖以忠，相劝以义，报主之心，死而后已。公今死矣，忠义已矣!万不伸一，赍恨多矣。世无哲人，吾道穷矣。我虽苟活，与死均矣。师友僚类，殆三十午。一日弃......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