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维新思潮的异同

中体西用与维新思潮的异同

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都主张师夷长技、振兴工商、借法自强、采纳西学以作育人才，就不能不触动传统的价值观念，使所谓的夷夏之辨、义利之辨、本末之辨发生动摇，人们对天经地义的观念视为洪水猛兽，称之为离经叛道、以夷变夏、见利忘义、舍本逐末，并把倡言洋务，引进西学的人们诬为儒学叛异，士林败类。面对顽固势力的强大功势和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运用道器，本末、虚实、主辅、体用一类古老的概念，表达了大体相同的意思，即强调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是道、是本、是主、主体，是不可变的。而西人器数之学，各国富强之术则是器、是末、是辅、是用，是可以变的。“中体西用”的主张虽经张之洞系统阐释并由光绪下诏而影响全国，但实际上却是19世纪60至70年代先进中国人的共识，是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一种特殊结合形式。从冯桂芬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之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倡言“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再到郑观应的表白：“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以考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这些观点一再表明，传统的中学面对西学的挑战，不得不把采纳西学当作保存自己的必要前提；同时又不甘放弃数千年来形成的自尊地位。一方面要坚持中学的“体”和为主为本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须发挥西学的“用”和为辅为末的效应，前者固然反映了他们背负的传统包袱十分沉重，后者却为西学引进开了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