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荃的新婚燕尔

孙荃的新婚燕尔

郁达夫与孙荃订婚之初，原打算留学归来，经济上有了独立收入之后再来谈婚论嫁。首次赠孙荃诗中的“请守清官再五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1918年4月27日，他在致长兄曼陀信中说的“母老矣，不能为弟养妻养子也”，也同样表达的是这个意思。然而，随着彼此情感的变化，及双方家庭和家长的“催逼”，到了1920年，他们不得不举行婚礼了。
“催逼”他们早日举行婚礼的动力，首先来自女方。
孙荃小郁达夫1岁，1 91 7年和郁达夫订婚时已是20有余，在当时，别说是江南一隅，就是在全国而言，都可算得上是未婚大龄青年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类繁衍的基本法则，也是自然规律。据中国传统的势力和民间的风俗习惯，女儿到了该出阁的年龄，如果还没有出阁成婚，其父母和家人是要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的。乡亲们的热情关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是促使孙氏家长“催逼”郁达夫早日回国完婚的第一动力。其二则是来自孙荃本人的强烈欲望。 孙荃自第一次来郁家相亲之后，便深深喜欢上了坐落在富春江边的这个破落的乡绅世家，并认定今生今世“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这之后，她不但经常到郁家殷勤服侍郁母和其祖母，而且还主动地给两位老人代笔与郁达夫互通音讯。久而久之，她不期然地与郁氏家族融为了一体。
未来儿媳和孙媳频繁地在郁家走动，并将两代老人侍候得异常周到，自然会引起两位老人的好感，她们也希望这位温柔贤惠的“媳妇”早日过门到郁家生子育女。
而此时此地的孙荃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和郁达夫的婚姻虽已有双方家长“铁定”，而且自己还不断与其书信来往、诗词唱和，但这位风流才子，东洋留学生内心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的，他对自己的情感究竟如何，在眼前却是一片白茫茫，对未来更是不可预知。她想，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那一颖温柔善良的心，如果能和郁达夫同枕共眠一段时间，一定会博得他的欢心，赢得他的爱怜。因此，在她的心灵深处是巴不得早一点与郁达夫举行婚礼的。
双方家长的态度，代表了孙荃的心声，而孙荃殷切的期待，又为双方家长早日与他们完婚坚定了信念。但在异乡他域的郁达夫，这时的心情则和他们完全相反。
其时当时在郁迭夫的心里，有点不大满意母亲的包办。以及嫌孙荃太土气，但他为了不使母亲伤心，想来一个“拖拖看”。不料孙荃却似乎吃了秤砣铁了心。双方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是早已定局的了，尤其是订婚以后孙荃就已有“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的决心了。此后，孙荃不但常到郁家服侍郁母和祖母，还担起了与郁达夫通讯的代笔者。久而久之，迭夫在心灵深处，便对孙荃产生了好感，也不再那么激烈地排斥这个乡下姑娘了。
——蒋增福《才女·贤妻·良母》
蒋增福在文中用辞特别谨严，也相当准确。订婚之初的郁达夫对孙荃确实是不那么感兴趣，也真是大有“拖拖看”的意思，只不过后来随着诗词唱和，书信来往，渐渐产生了好感，不再那么激烈排斥罢了，至于说到马上洞房花烛，共度春宵，恐怕在郁达夫的心里还没有这个准备。这是其一，其二，那时的郁达夫正一个心思地进行文学创作和筹办“纯文艺性杂志”，恐怕已无暇顾及回国绘声绘色之类的琐碎小事了。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又是那样的一种心态，郁达夫自然是极不情愿抛开“火热”的集体战斗生活，而回国与孙荃结婚。然而母命难违，盛情难却。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他最终还是向命运之神低下了高贵的头。 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也不论踏平了多少坎坷，毕竟迎来了郁达夫与孙荃的新婚大喜。
尽管郁达夫回国之前，双方的家长已就婚礼去繁就简一事达成了其识，但郁达夫到家后，他们还是想热闹一番。不管怎样说，结婚毕竟是人生的头一桩大事，亲朋好友欢聚一堂，鸣炮奏乐，既是一种气氛，也是种宣言。尤其是后者更为重要，它等于明确向世人宣布，从此始，男女双方交欢媾和，生儿育女，已是合法了，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对他们已无任何约束了。当母亲把这个意思婉转地告诉郁达夫时，他的态度异常的坚决。“一切均从节省，拜堂等事，均不执行，花轿鼓手，亦皆不用。家中只定酒五席，分二夜办。……”这一切虽然很苛刻，也不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但为了女儿能早日结婚成大礼，孙家还是满口答应了下来。1920年7月26日，在乱云飞渡，红霞映满西天的傍晚，一乘小轿抬着孙荃走进了郁家的庭院。没有举行结婚的任何仪式，也没有证婚的媒人，更没有请亲朋好友来喝喜酒，连蜡烛花炮之类吉祥之物也全免了，一切都是无声无息的。
江南的7月，正值酷暑季节。夜深之后，大地一片宁静安谧，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而此时的郁达夫却没有一点睡意。他搬出一张竹椅坐在庭院里，喝着藿香叶泡的绿茶，望着闪闪烁烁的满天星斗，心事苍茫，一点也没有新郎官的那种高兴愉快的样子。自古以来，人们都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看作是人生的最大幸福。然而，身处其境的郁达夫竞无丝毫幸福的感觉，甚至还有点茫然。一旦想到今后将与这个“荆钗布裙，貌颇不扬”，仅“吐属风流”的乡下女子度过一生，他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他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年迈的母亲，大概也看出了郁达夫的心事，无可奈何地规劝他正视现实，不可有别的非分之想。是呵，家中既无恒产，又无恒业，大户人家的女儿能嫁到这里，也应该算是一种福分，一种造化。如果再想人非非，自然是情理难容。母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再之，母亲已老矣，也需要人照护了。想到这里，郁达夫有点汗颜惭愧了，悄悄地点上一支蜡烛，揭开了妻子的“红盖头”。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卷头语中有句话说得很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将这句话移到孙荃和郁达夫的婚姻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新婚之夜本来应是充满激情，欢乐无比的，而对郁达夫和孙荃来说，却是有点不应该有的悲哀——身患疟疾的孙荃，乍寒乍冷，浑身酸疼无力。脸上无血色，自然也就无光彩而言，浑身酸弱无力，哪里还有豪放奔腾的热情，再加上乡下女子的羞涩矜持，这新婚之夜，与平常一样——波澜不惊，悄无声息地随着雄鸡的啼鸣，迎来了新的一天。其中唯一可以值得纪念的有意义活动，是孙荃将一枚满带着深情和厚意的钻石戒指，作为“信物”送给了郁达夫。 结婚之后，因城里天气酷热，郁达夫和孙荃曾到宵井住了数天。远离尘嚣，山清水秀，碧云蓝天的乡村，无疑给自幼喜爱大自然、亲近野趣的郁达夫增添了许多欢乐。在这里，他没有无聊应酬的烦恼，也没有柴米油盐的困惑，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达官贵人，倩女艳妇，一切的一切都与他无碍，有的只是清闲飘逸。与岳父孙孝贞谈天说地，与丈兄孙伊清说医道诗，其乐也融融。
于不知不觉之间，整个暑假已在他们悲喜交加的新婚日子里过去了。郁达夫不得不再次离别故土，到日本继续他未完成的学业。
郁达夫这次离别故乡与上两次不同，既有点伤感的情怀，同时也有些朦朦胧胧的留恋之意。因此，在去日本的途中，他每到一处，或每经一事，总要写诗纪之，抑或说是抒发情感更为恰当。这一切都恐怕与系念新婚的妻子不无关系。
也许是苍天在有意考验郁达夫与孙荃这对患难夫妻吧，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处处设置障碍，唯恐他们过上舒心畅快的日子，以享天下太平。新婚之夜先是孙荃患疟疾，病魔缠身，哪里还会有激情和欲望，无疑，这影响和破坏了新婚喜庆的气氛。待孙荃康复了，郁达夫又不幸染上了，这真可谓是雪上加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让人望而生畏的疟疾，既冲淡稀释了郁达夫和孙荃夫妇之间的浓郁热烈的“爱”，又在郁达夫心里埋下了痛苦的种子。
新婚大喜中的这场猝不及防的疟疾，给郁达夫心理造成的伤害及在婚姻道路上投下的阴影实在是太大了，他只觉得前途渺茫，生死未卜，大有逃避现实，遁入空门之意念。总之，凄凉、悲哀、消沉诸种不健康的因素混合交织，是《病中示内》的基调，由这种基调构成的气氛，不可避免地在影响制约着郁达夫和孙筌的婚姻历程。
郁达夫与孙荃新婚期间，另一件有意义、并值得纪念的是他在上海和东京分别购得了梦寐以求的随笔佳作《西青散记》。
《西青散记》通篇并没有演绎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故事，也没有猎奇斗艳，只是零乱地罗列了围绕在女主人“双卿”身边的一些琐事，“如遭到婆婆虐待啦，受丈夫狠毒的咒骂啦，去汲水啦，久患疟疾弱得可怜啦等等”，然而作者就是通过对这些小事的描述，将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琳琅满目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以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比比皆是，而以乡村才女与平庸农夫的恩恩怨怨、生老病死为题材的作品，尤其是成功的作品则是不多见的，史悟冈的《西青散记》开创了这方面作品的先河，再加上描写之成功，所以在出版之初，很打动了一些读者的心，并引起了一些“仁人”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郁达夫对《西青散记》所表现出的“特殊兴趣”，除去他对女性常“怀有倍于常人的关心和同情”之外，恐怕也与他当时的心境不无关系。
古代的“庄周化蝴蝶，蝴蝶化庄周”的奇妙幻觉，在两千年之后的诗人郁达夫身上又一次得到再现。《西青散记》中的“双卿”，和生活在身边的孙荃，在此时此刻郁达夫的脑海里，时常在变换更迭角色，亦真亦幻，倏忽不定。的确，双卿身上的诸多亮点，在孙荃身上都可以找得到。双卿多愁善感，能诗能文，孙荃也亦然，双卿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清清白白过人生，而孙荃在这方面的表现也一点不比她差。唯一不同的是，双卿“清秀娇美”，孙荃则是“貌颇不扬”。
双卿化孙荃，孙荃化双卿，一时间曾在郁达夫眼前化来化去，真假难辨。说白了，他是把双卿现实化了，而把孙荃则艺术化了。总之，郁达夫是把《西青散记》和现实生活结合来读的，把它读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