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宫体诗对唐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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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前期诗歌

这里所说的唐初诗坛，主要是指初唐的前五十年。这五十年，一方面，从创作思想上看，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诗人对南北文风的差异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南朝齐梁文风有所批判，提出了融合南北文风，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文学主张。但在创作上，则仍承袭着南朝诗歌的绮靡诗风。其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是历史的积习与传统的惰性。自南北朝以来，南朝的诗风一直占据诗坛的主导地位，北方的文一直羡慕南朝的文采风流。隋朝建立，隋文帝改革文的措施并未奏效，而到了隋炀帝继位后，又大力煽扬南朝文风，使得齐梁绮靡诗风再度得到流行。而唐王朝的统治者浮出于鲜卑，北人向来喜爱南风，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南朝文风仍以其惯性很容易被继承下来。

第二，与这一时期作家队伍的构成有关。唐初的诗人中，有一些诗人本来就南朝的遗老诗人，如虞世南在南朝以及隋时就以写宫体诗、宫廷诗而著。入唐以后，沿用旧的风格就十分得心应手。而大多数诗人则是围绕在帝王周围的重臣，如长孙无忌、魏征、褚亮、李百药、马周、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他们的地位，限制了他们的生活视野和生活范围。作为朝廷重臣，他们经常参与帝王的宫廷活动，宫廷生活就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题材。生活视野的狭窄及缺乏强烈的感情，使得他们的创作大量以奉和、应制、酬唱为主要内容，而奉和、应制、应诏、应令等恰是南朝宫体诗的主要题材，这样，在词采上追求华饰的南朝诗风，就很容易为他们所继承下来。

第三和帝王的审美趣味有关。李世民是一代英主，尽管他有一些诗写得颇有气势，如他的《帝京篇》，明人胡应麟曾称道是“无论大略，即雄才自当驱走一世。”但是，他对南朝诗风却有着强烈的爱好。现存他的诗中，有很多是流连风景、吟风弄月之作。并且他本还带头写过宫体诗。有一次，他写了宫体诗，要朝臣赓和。虞世南劝阻说：“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从今而后，请不奉不诏。”太宗只好说：“朕试卿耳。”这当然是自己给自己打圆场。但却说明太宗的趣味，这也自然会影响到诗人的创作。

正由于此，在唐初的五十年间，南朝诗风仍然在延续。不过唐初以李世民为首的诗人的创作毕竟与南朝的宫体诗有所不同。在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的条件下，他们诗中的情调毕竟带明清新明郎的气息，尽管风格绮靡，却不象南朝宫体诗那样颓靡，因而，唐初的与南朝的宫体诗并不等同，称其为宫廷诗似乎更为确切。而这近五十年，就可称是为宫廷诗的时代。

宫廷诗人的诗作也非一无可观，除李世民的《帝京篇》外，虞世南的《咏蝉》诗写得不错。“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后人把这首诗同骆宾王、李商隐的同题诗比较说：“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施补华《岘庸说诗》）

初唐诗与宫体诗之间存在的联系很大，而在理论上确实是打着反宫体的旗号的。理论上的坚决和创作上的痕迹遗留，是初唐诗反柔靡、反形式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影响是客观的，理论是主观的，多参照客观应该是对的。 贞观朝是因为诗人主要是那些和太宗一起征战南北的臣子，他们的诗歌有戎马生涯的气派，但是唐太宗骨子里是喜欢清词丽句的，他的诗歌中也有不少模仿宫体诗中咏物之词。而且初唐诗的核心年代应该是龙朔年间以后。 宫体诗丰富了唐人的语汇，初唐诗的语体，是对宫体诗的净化和简化而已。 除了看全唐诗，也得琢磨琢磨《文选》（中华书局，萧统编，李善注）的第三、四册，在诗歌的内部微观结构中，有些观念的东西和思维的方式其实是前后相承的。

从诗歌发展史上看，宫体诗起的作用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隋及唐初诗风流于靡弱,多少是受它的影响；

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比永明体更趋格律化。《梁书徐摛传》称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

这种“新变”正是宫体诗的形式特点。据有的学者统计，宫体诗中符合律诗格律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基本符合的数量尤多。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它用典多、辞藻秾丽的特点，对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唐代的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显然曾吸取过“宫体诗”的某些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