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的生平?

张九龄为什么被贬？

他和唐玄宗之间有什么演的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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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678-740）， 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唐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唐代有名的贤相。他的五言古诗，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 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少聪慧能文，弱冠参加科举考试获中进士，为秘书省校书郎、右拾遗。又登“道侔伊吕”制科，为左拾遗。他曾上书唐玄宗李隆基，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后因与主政者不合，一度辞官返回家乡。期间，主持修筑梅关古道上的大庾岭驿道，保障了南北交通要道的畅通。唐开元六年（718）返回京城，宰相张说重其文才，称为“后出词人之冠”。开元十一年（723）被任为中书舍人。及张说罢相，因受权力斗争风波的牵连而被调往外地任官。开元十九年，玄宗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再迁中书侍郎。由于他才学超群，风度亦甚佳，因而颇受玄宗的赞赏。开元二十一年，被任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丞相）,主理朝政。他建议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遂兼河南稻田使。其时,唐朝处在全盛时期 ,但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为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世誉为“开元之世清贞任宰相”的三杰之一。在主理朝政时敢于直言向皇帝进谏，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欲谋废太子李瑛而立己子时，命宫中官奴游说九龄，九龄叱退使者，及时据理力争，从而平息了宫廷内乱稳定了政局。而对安禄山、李林甫等奸佞所为，张九龄更痛斥其非，并竭力挫败其阴谋。玄宗欲以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张守珪为相，以朔方（今宁夏灵武南）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九龄都反对，玄宗不悦，唐玄宗被李林甫的谗言所惑，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罢相后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坐“举非其人”，贬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张因病在韶州曲江逝世。初，安禄山讨奚、契丹，战败，被执送京师。九龄主张按军法处以极刑，玄宗不从。在他死后，曾被其预断为“必反”的安禄山卒掀起了“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唐朝迅速从“全盛”走向没落。唐玄宗奔蜀，因追思张九龄的卓见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九龄。 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写出了不少留存后世的名诗，并对岭南诗派的开创起了启迪作用。 九龄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其《感遇》、《望月怀远》等更为千古传颂之诗。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张九龄的诗早年词采清丽，情致深婉，为诗坛前辈张说所激赏。被贬后风格转趋朴素遒劲。

张九龄，唐开元尚书丞相。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五言古诗，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誉为“岭南第一人”。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说（667—731）字道济，又字说之。自武后时代起历仕四朝，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玄宗本人颇有标榜崇儒复古的意识，但实际上他对文艺有浓厚的兴趣和较好的修养，并不以狭隘的功利眼光来看待。所以，就他的态度在文学领域所起的客观作用而言，主要是阻遏了专事辞藻雕饰的浮华倾向。如《新唐书·文艺传》所说：“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而张说作为玄宗长期信任的辅弼大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开元十三年，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并扩大规模，增设学士，以时任中书令的张说知院事。而张说“喜延纳后进”（《旧唐书》本传），张九龄、王翰等许多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成为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有《张燕公集》。 　　张说在玄宗励精图治、国力空前强盛的开元前期出将入相，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一生事业获得极大成功，他的诗主要抒写以王霸大业自许的怀抱。诗歌的语言比较质朴，有时显得粗率，总体说来，艺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是，诗中充满豪放自信的情调，显示出具有非凡才略的政治家的风采和气度。如《巡边在河北作》说：“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令人感受到以功业追求不朽人生的豪情。即使在贬谪岳州期间，他对此仍不能忘怀。《岳州看黄叶》写时序之感：“白首看黄叶，徂颜复几何。空惭棠树下，不见政成歌。”暗以西周大政治家召公自况，失意中依然透出劲健之气。 　　出于同样人生志趣，张说喜欢吟咏各种杰出人物。他在许多诗篇中，对曾在历史上建立殊勋的樊姬、商山四皓等极表仰慕之忱；《五君咏》更直接讴歌了魏元忠、郭元振等功名显赫的当代人物。在这方面，张说写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邺都引》：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虚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睌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觉粗率。诗中对于古人壮举伟业的缅怀，其实正是诗人自己理想怀抱的写照。比起初唐卢、骆等人的歌行，此诗变铺陈为简洁凝炼，意象更见集中，以气运词的飞跃力量也更为充沛。所以沈德潜评此诗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体远矣。”（《唐诗别裁集》）意思指它更接近了盛唐歌行的风格。 　　总之，在张说的诗歌中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这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考虑到他的领袖群伦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其诗作的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 　　张说又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许国公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李肇《唐国史补》）。他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许多在过去习惯以骈体写作的文字，他变为骈散相间，以散为主。这和陈子昂的文章一样，透露了唐文由骈入散的最初消息。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他为张说所奖掖和拔擢，张说去世后，他又于开元二十二年辅佐玄宗为宰相。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他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有颂美他的诗篇。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提拔王维为右拾遗；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献给他，未能如愿，晚年追忆，犹觉得可惜（见《八哀诗》）。 　　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有《曲江集》。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以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